曾經有人對《邊城》與《長河》做過這樣形象的比喻，“如果《邊城》是沈從文鄉土小說中的一朵浪漫之花，那麼《長河》就是這朵花所生長的那片現實之地。”我認為這個比喻是恰當且準確的，它不僅指出了這兩部作品不同的創作風格，同時也表現出了沈從文不同的創作目的。
沈從文曾這樣說過：“我隻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尖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著‘人性’。”（沈從文：《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沈從文文集，第11卷，廣州花城出版社第42頁。）因此他本著“創造一點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的原則創作了《邊城》，描繪了一個“充滿人情美、人性美”的世外桃源，那裏有天真純潔的翠翠，勤快淳樸的儺送，善良本分的老船夫，采用的寫作風格也趨向唯美，這部作品彙集著他所有的痛苦與快樂，也凝結著他對過去的生活的全部情感，他渴望借筆下這片未被汙染的淨土來喚醒人們喪失已久的淳樸品格。
然而‘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具體到真實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的大量輸入，上等紙煙和各式罐頭，在各階層間做廣泛的消費……更嚴重的是，“二十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衝的農民，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樸質，勤儉，和平，正直的型範”，所有的這些變化都無不使沈從文深感痛心，不由得引發了沈從文深切的關注與思考，他開始重新審視現代文明曆史進程中湘西的曆史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在對所謂的現代文明提出明確的質疑之後，踏入尋找能夠承載湘西精神內涵和使命的新的載體的道路：用一個文人特有的力量，筆鋒尖銳的直指現實，控訴自己心中的憤慨和悲痛。《長河》中那個巧立名目、敲詐勒索同時又對機靈灑脫的夭夭心生邪念的保安隊長，一位自稱接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士，相對於那些一直生活在農村的普通百姓而言，道德上的淪喪反而明顯。另外，末篇《社戲》結尾處寫到了三黑子與老水手、夭夭交談當上保安隊長以後的事情，中下層人的這種政治參與意識是以往沈從文的作品中所不曾出現的，這也是這部作品不同於《邊城》的另外一個方麵。
如果說《邊城》凝聚著沈從文對所有湘西過往民風民俗的美好希冀，那麼《長河》則更多地選用當前正在發生經曆的一些事件。在這部作品中，“新生活”被頻繁提起達幾十次，雖然百姓們都對這一概念懵懵懂懂，但長期以來的頻繁的戰事和政府不時的攤派活動使得他們對“新生活”的到來充滿了不安，婦人“想起家中床下磚地中埋藏的那二十四塊現洋錢，異常不安……於是背起豬籠，忙匆匆的趕路走了。兩隻小豬大約也間接受了點驚恐，一路尖起聲音叫下坳去”。老水手“心中又悶又沉重”，急忙跑去滕長順家向他報告自己的新發現。凡此種種，顯示了“新生活”的到來使原本平靜安寧的湘西人民的生活引起了波瀾。文中所提到的新生活運動是蔣介石在1934年發起的“文化複興運動”，以重整道德、改變社會風氣為主要目標，核心是恢複“禮、義、廉、恥”的傳統道德價值觀，譬如“走路要靠左，衣扣得扣好，不許赤腳赤背膊，凡事要快，要清潔……”，由此可知，下層人的生活已經非常不易，然而還要不時地受到諸如此類荒唐可笑的改革運動的騷擾，實在讓人心中憤憤不平。
從《邊城》到《長河》，從夢到現實，不能說是沈從文心中供奉人性的小廟坍圮，相反，對現實更為直接的揭露，對人性荒謬墮落處更直白的批判，恰恰使它的內涵更為豐富，使這座小廟的人性之光更加閃耀明亮，不再是一個夢幻般的理想世界，而是增加了生活氣息，使其意蘊更為豐滿。
注釋：
[1]沈從文：《<；邊城>；題記》，《沈從文全集》第8卷，第59-60頁。
[2]汪曾祺：《沈從文的寂寞--淺談他的散文》，晚翠文壇，第1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