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田賦》與《歸去來兮辭》歸隱心態對比研究
文學評論
作者：黃誌程
摘 要：張衡的《歸田賦》作於東漢時期，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則作於東晉時期，二者均敘述了歸隱之誌，都用許多筆墨書寫了歸隱的樂趣，但由於生活經曆、時代背景、生活背景、個人心態的不同，二人在兩篇作品中所反映的歸隱心態也各有差別，這也使得這篇作品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特色。全麵對比研究二者歸隱心態的區別，不僅可以深入解讀這兩篇作品的內涵情感，更能夠探究這兩個時期文人心態的差別，進而梳理我國文學的發展脈絡。
關鍵詞：歸田賦；歸去來兮辭；歸隱心態
作者簡介：黃誌程（1977-），男，漢族，內蒙古赤峰市人，文學碩士，講師，研究方向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和古代小說、戲曲。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0-0-02
東漢時期的張衡與東晉時期的陶淵明都是我國古代著名的隱士，他們的歸隱不是為了求仙問道，而是源於對當時政治的無奈，他們在仕途上屢次受挫，雖然選擇回歸田園自然，但心中仍有牽掛，即所謂的“身隱而心未隱”。二者都是作者對歸隱生活的想象之詞，《歸田賦》作於張衡身處朝堂，但欲歸隱之時，《歸去來兮辭》則是陶淵明辭官歸鄉之時所作。兩首作品都表現了作者對自然的渴望，對歸隱生活的向往。但由於二人在生活經曆、社會背景、政治地位等方麵都各有不同，因此，這兩篇作品所反映出的歸隱心態也存在差異。
一、歸隱動機對比
史料記載，張衡出身“著姓”，且博學多才，年少就立誌報國，並且擅長曆算、天文和陰陽之學。他所研究的都是與宇宙相關的事物，遠離了世間的功名利祿、爾虞我詐。他一生著作頗豐，如《渾天儀圖注》、《算罔論》、《靈憲》等。同時，他的仕途經曆也很豐富，一生在朝37年，曆經宦海沉浮，最終認識到奸臣當道的大漢帝國已經十分腐敗，再難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希望避世休養，回歸自然，也正是在此時，他有感而發為後人留下了這篇《歸田賦》。為官三十多年張衡見慣了陽奉陰違、爾虞我詐的官場現象，也曾與這些腐朽的官吏作過鬥爭，但奈何他一個人勢單力薄，終究難見成效，最終選擇歸隱避世。但他深受儒家學說的浸染，仍抱有“經世致用”的理念，希望用自己畢生所學造福人民，因此，即使是在上表“乞骸骨”後，也依然願意接受統治者安排，為民奔波效勞。正是這種割不斷的牽掛使張衡的歸隱生活蒙上了一層沉鬱的色彩，他的歸隱是不得已的，是難以承受官場磨難、無法調和矛盾衝突時的無奈選擇。他的這種不得已首先源於親身經曆了上層社會的腐朽與醜惡，如程孫等人立順帝而盡封侯，之後宦官專權，百姓生活於水火之中，他數次進言，卻無人理會。這讓他內心苦悶不已。其次，他的無奈還與自己內心的矛盾有關。一方麵，他是一個文學家、哲學家、政治家，從小受經學思想熏陶，他向統治者解釋自然現象時也是采用經學理論，但在經學理論體係中，“天”是有限的，是為皇權存在的。但另一方麵，他又是一個科學家，在物理學範疇中，“天”顯然是一個無限的概念，這與經學的論定無疑是矛盾的。這兩種無奈是無法解決，也無法回避的，因此，張衡在歸隱之後依然無法徹底忘卻政治、朝廷與黎民百姓。也難怪他在《歸田賦》中還感慨“俟河清”，可見，他的歸隱是不得已的，同時也是難以忘憂的。
陶淵明生活在晚於東漢三個世紀的東晉時代，但此時的政治環境卻依然非常複雜。雖然與張衡生活在相似的政治環境中，但由於二人在生活經曆、家庭環境、研究領域等方麵均有差別，因此，歸隱動機也明顯不同。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寫道： “少而貧苦，每以家弊，東遊西走。”“自餘為人，逢運之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可見，他從小生活就十分艱辛，這與張衡出身“著姓”的家世背景明顯不同。正是這種家庭背景使陶淵明不得不親自下田耕種。但辛苦的田間勞作並未磨滅他建功立業的雄心，在其《雜詩》中就曾表明心誌“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見，他與張衡一樣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但無奈數次出仕，最終均都半途而廢。直至41歲時任彭澤縣令，他終於認識到自己“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遂辭官離去。從小生活於田園的陶淵明本就自然灑脫，因此，終其一生都很難適應複雜的政治環境。知識分子特有的清高之氣讓他不願委屈自己適應別人，他最終意識到自己這種“罕人事”的個性根本無法學會那些官場謀生技巧。在《歸去來兮辭》中他也明確表示，自己數次出仕並非出於本心，而是為了養家糊口，他甚至為此發出“深隗平生之誌”的感慨。可見，陶淵明的歸隱是固守名節與誌向的必然結果，因此，他最終選擇回歸田園是天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