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清言作者中仍有一批人保持著一顆鬥士之心，采用了清言的形式，抒發己身對時代、社會及統治者的憤懣不鬱。正如韓璽吾在《清言：亂世文人的最後一方心田》中提到的：“許多下層士人抱著一種‘隱居放言，知罪任之’的心態，采用清言這種信手拈來、適意而止的靈便形式來抒發憤懣，於是在‘山居’、‘田棲’、‘焚香’、‘鬥茗’的字麵下，我們看到了小品文中一以貫之的不平與諷刺。”他緊接著又舉例道：“子房虎嘯，安期生豹隱於海濱，藥師龍驤，魏先生蠖屈於岩穴，繄豈異才，是命不同。（屠隆《娑羅館清言》）”
又有：“茅簷外忽聞犬吠雞鳴，恍似雲中世界；竹窗下雅有蟬吟鴉噪，方知靜裏乾坤。（李鼎《偶談》）”，“世路既如此。但有肝膽向人；清議可奈何，曾無口舌造孽。（吳從先《小窗自紀》）”，“卜居當在僻壤，繁富之地，人情必澆。（申涵光《荊園小語》”，“談禪不是好佛，隻以空我天懷，談元不是羨老，隻以貞我內養。（朱錫綬《幽夢續影》）”
三、清言的思想內容
近年來，研究者基本上都認同將清言的思想內容劃分為三大部分，即“生活智慧”、“適清雅趣”和“談禪論道”[4]。
首先是生活智慧。作為清言的主要內容，它占據了清言作品的大部分篇幅。這部分的內容，記載了各種生活中產生的感悟，它因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受到讀者們的追捧。如：“饑乃加餐，菜食美於珍味；倦然後臥，草薦勝似重茵。（明·屠隆《續娑羅館清言》）”饑餓時，粗茶淡飯亦是人間美味；困倦時，地為枕席，天為被也能睡得香甜。作者以食宿這兩件人生大事做比喻，將“美即實用”，美即需要這一道理解釋得淺顯易懂。又如：“冷暖無定，驟暖勿棄棉衣；貴賤何常，驟貴無捐故友。（清·申涵光《荊園小語》）”“文章做到極處，隻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隻是本然。（明·洪自誠《菜根譚》）”以物喻人或以文喻人，從生活的常識中領悟為人之道，令人頓覺妙趣橫生。
其次是適清雅趣，它記錄了作者或旁人飲茶、煮酒、對弈、吟詩、賞花等雅好軼事，描述了文人們閑適的日常生活。比如“紅潤凝脂，花上才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清風。（明·屠隆《娑羅館清言》）”細膩生動的景物描寫，為讀者們還原了這些精致的美景。文士們不僅好賞景，還對賞景的時間、地點、天氣都頗為講究，陳繼儒的《小窗幽記》卷十二中寫道：“賞花有地有時，不得其時而漫然命客，皆為唐突。寒花宜初雪，宜雨霽，宜新月，宜暖房；溫花宜晴日，宜輕寒，宜花堂；署花宜雨後，宜快風，宜佳木濃陰，宜竹下，宜水閣；涼花宜爽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徑，宜古藤境石邊。若不論風日，不擇佳地，神氣散緩，了不相屬，比於妓舍酒館中花，何異哉？”
第三是談禪論道。在明清清言作品中，首先涉及禪道的作品當為屠隆撰寫於約為萬曆二十八年的《婆羅館清言》、《續婆羅館清言》。自此之後，清言涉禪之風大盛，“繼屠隆《婆羅館清言》後，風從者眾，且成為一種有別於其他文學樣貌的典範作品。”[5]禪學在清言中體現的思想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大類：
（一）對個體生命存在的關懷。與積極用世的儒教不同，禪學作為一門宗教學問，它的本質就是對生命進行關懷。儒學更多的是討論個人的存在對社會的價值和意義，而對個體生命本身的感受卻很少關注，而生死問題是我們人類不容回避的一個大問題，對此，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不能從傳統的儒家學說裏找到答案。道教發展到後來，對個體生命的關懷更多地流於表麵的形式，比如煉丹養氣以求長生，並不能成為人們內心深處超越生死的孥定的力量。禪宗的本質是從理論上對生命進行關懷的。禪學認為世界的本體是虛空的，既然一切都是虛幻的，隻要悟得此真理，心無掛礙，世間的一切外物也就無法影響到我，從而達到無憂無慮的真如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