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語境下的老子思想研究概述
文學評論
作者：趙誌剛
摘 要：老子思想的古今演變研究經曆了“本土——全球”的發展路徑。傳統的老子思想研究集中在對老子作品的注疏、以及與其他思想的橫向比較上，各注家在注疏《老子》的同時，也紛紛申說自己的主張，以至於在曆史發展的過程中，老子思想演變為不同的分支流派，如道家、秦漢新道家、魏晉玄學、道教等等。這些流派在老子思想的基礎上，對其演化、闡釋，並敷衍成新學說。但是，隨著老子思想被西方傳教士傳播至海外，老子思想的研究開始走上“全球化”的研究道路，老子思想呈現出各種不同的“話語形態”。同時異質文化和文明間的碰撞和互融為老子思想的發展和演變帶來了新的契機。日、法、德、英、美、加拿大等國家的學者對老子思想做出了多元化的闡釋。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和對話使老子思想在反思自身的同時，也在進行著自覺的自我更新。本研究認為，老子思想的任何“話語形態”都是在特定曆史文化語境下的產物。那麼，在當今“文化全球化”的語境下，老子思想又會以怎樣的麵貌和形態呈現在世人麵前呢？這是我們要努力嚐試揭示的一個問題。
關鍵詞：文化；全球化；老子思想；演變
作者簡介：趙誌剛，男，1979年6月生人，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生，燕山大學講師，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0-0-03
一、老子思想的研究概況
老子思想的演變經曆了兩千餘載的曆程，曆代注家無數。但總體來看，國內對老子思想的研究特點主要體現在“傳統——民族性”和“當代——全球性”兩個層麵：
第一個層麵，主要是指曆代老學研究者通過注釋、考證和訓詁的方式對老子思想進行傳統意義的闡發，對其注疏者不計其數，其中具有影響力的注家包括（戰國）韓非子《解老》、《喻老》，（西漢）河上公《老子章句》，（魏晉）王弼《老子道德經注》，（唐）傅奕《老子注》，（宋）王安石《老子注》，（明）釋德清《老子道德經解》，（明）李贄《老子解》，（清）王夫之《老子衍》，（清）姚鼐《老子章義》，（清）魏源《老子本義》，還包括幾位帝王注家如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順治等。這些注家多以校詁和考證的方式精研老子意旨，在注疏的同時也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國內出現了一波研究老子的熱潮，而這股熱潮是在古史辯派（也被稱為疑古派）相互爭論中進行的，其中著名學者有胡適（1919；1933）、梁啟超（1921）、錢穆（1923）、馬敘倫（1924）、高亨（1926）、羅根澤（1932）、馮友蘭（1934）、郭沫若（1934）、譚戒甫（1935）等，他們對於老子思想的研究涉及訓詁、考辯、音韻等方麵的內容，被收錄進《古史辯》第四冊（1932）和第六冊（1937）中。[1]第一個層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老子思想的辨析，采用的是傳統的方法，體現的是老子思想的民族性特征。
與第一個層麵相比，第二個層麵主要體現在20世紀初，以嚴複（1984）[2]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開創了以“西學解老”的先河，而胡適則是將老子作為哲學家進行研究的第一人。20世紀50年代以後，國內研究老子的熱潮不減，但深深打上了馬克思主義的烙印。老子的階級屬性和其思想的“唯心性”與“唯物性”成為爭論的焦點。80年代後，老子研究不再僅僅局限於字句的考辨源流，而是將“注、譯、評”三者結合，代表學者有陳鼓應（1984）[3]，金嶽霖（1985）[4]，許抗生（1985）[5]，朱謙之（1986）[6]，徐梵澄（1988）[7]等。1993年郭店楚墓竹簡《老子》和其他先秦資料的出土吸引了中國大陸、港澳台和全世界老子研究者的目光，研究成果呈現井噴之勢。同時，董光璧（1991）[8]、胡孚琛（1996）[9]、陳鼓應（2003）[10]等學者積極主張建立“當代新道家”，提出了對老子思想的複歸。劉笑敢（2006）所著《老子古今》[11]是對五種《老子》版本的對比研究，並將西方的老學研究成果（如老子思想的女性主義研究視角）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凸顯了老子思想研究的全球化趨勢。
二、“文化全球化”語境下老子思想的存在樣態
文化全球化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裹挾下發生的，“經濟全球化給文化界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文化全球化。”[12]“文化全球化”的發展進程引起了一些文化學者的擔心，擔心多元文化的樣態會在“文化全球化”的語境下轉變成為“單極化”的文化。也有一些學者對“文化全球化”持樂觀態度，“（文化）全球化不僅有利於西方的強勢文化向弱勢文化侵略和滲透，它在某種程度上也為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的抵抗和反滲透提供了契機。”[13]
在當前的“文化全球化”語境下，老子思想的存在樣態主要有以下兩種形式：
第一，比較視野中的老子思想研究。在當今文化全球化的語境下，西方學者對代表中國文化的道家思想的研究如火如荼，而中國學者和政府也正積極地將自己的民族傳統文化推向世界。當老子思想被置於跨文化的語境之中時，“比較”成為中外文化學者最常用的方法，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麵上。第一是《老子》不同版本之間的文本比較，研究成果中往往包含眾多國際學者的重要觀點。《老子》版本的多樣性形成了一道別樣的文化風景。在曆史的傳播過程中，《老子》經曆了曆代注家的增刪加工，其文本樣態發生了極大的改變。較為流行的版本除了通行本（多以王弼本為底本）外，還有（西漢）河上公本，（唐）傅奕本等。隨著1973年馬王堆帛書本和1993年郭店楚簡本相繼出土問世，不少學者傾向於將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古老的版本作為研究老子思想的權威版本。而劉笑敢先生（2006）則在《老子古今》一書中通過對五種不同版本的校勘，發現不同時代的編校者在校勘《老子》文本時所出現了的“語言趨同”①和“思想聚焦”②現象，並通過平行比較的方法指出曆代編校者都是根據自己心中的“理想文本”和“古本原貌”對《老子》文本不斷地進行修改加工，如嚴靈峰的《老子章句新編》（1955）[14]和古棣、周英的《老子校詁》（1998）[15]均是根據自己理解的老子思想對《老子》文本進行了重新的編排，並自認為是“最接近《老子》原貌的善本。”這些編校者的修改加工一方麵是為了追索“古本原貌”，另一方麵是使文本更加“通順、合理”，“文從字順、義理條貫、合轍押韻”成為編校者心目中《老子》“理想文本”的標準。由此，劉笑敢（2006：38-42）指出並不是古本才是最好的，反而是經過曆代編校者不斷加工過的版本更加合理。在此研究中，劉笑敢將英國學者葛瑞翰（A.C. Graham）的《莊子》研究作為參照，將日本學者島邦南的觀點擷撮其中，突出了當代《老子》研究的全球性特色。無論是從以劉笑敢教授為代表的研究學者的國際身份來看，還是從其研究的全球視野來說，當代老子研究被深深刻上了“文化全球化”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