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為母親的焦慮
十九歲是寶姨一生中重大的轉折點。婚禮當天的慘劇讓她同時失父喪夫；隨後，吞墨自殺不成，她又慘遭失聲毀容之苦，在劉家老太太的堅持下，為了腹中的小生命，她才願意忍辱偷生，以“保姆”的身份留了下來。
作為兒媳，雖然在劉家生活十幾年，但寶姨卻被認為是“北京來的遠親”，“尼姑庵裏差點燒死的”，大家都覺得她“死了倒還好些”（譚恩美，2012：167）。她的日常生活就是以保姆的身份照顧女兒和在劉家的墨坊裏幹活，偶爾出去挖挖龍骨。她的後半生被完全禁錮在劉家，除了茹靈和老太太以外沒有人看得起她，被人嘲笑的叫做“焦木炭”、“燒火嘴”。老太太去世後，寶姨越來越焦慮，因為茹靈對她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首先是茹靈對寶姨的崇拜轉向了對名義上的母親—伯母的崇拜：作為孩子的茹靈希望像妹妹（伯母的親生女兒）一樣得到伯母的稱讚和寵愛。隨後，茹靈十四歲時有人開始提親，寶姨為這門親事很擔心，和茹靈之間出現了第一次大的衝突；當她聽到茹靈要嫁的是張老板（害死她父親和丈夫的凶手）的兒子時，“她發出一種溺水的人那種絕望的聲音，然後把腦袋搖得像撥浪鼓”，“她打了我一巴掌，然後把我推到牆上，一下一下地打我的肩膀，打我的頭”，“她突然雙膝跪倒在地，使勁拍打自己的胸脯，表示沒用啊，沒用啊”（譚恩美，2012：195）。名義上是保姆的寶姨卻做出了一種母親的行為，表現出了擔心女兒的焦慮。“言語”阻止不成，寶姨又寫書信給女兒，希望能阻止女兒做下錯誤的決定。可惜茹靈並沒有讀完，當寶姨聽到她說“就為了擺脫你，我也要嫁過去”（譚恩美，2012：199）時，她的焦慮達到頂點：捶胸大哭、雙手飛快揮動拍打著牆壁。第二天寶姨自殺的消息傳來，終於成功的阻止了婚事，而她的屍體在母親的命令下被扔到了“窮途末路”（劉家院後的崖溝，堆積被拋棄的死屍的地方）。
寶姨自殺後屍體被扔到“窮途末路”是有寓意的，根據中國傳統的理念，人死後入土為安，寶姨並沒有得到合適的安葬，屍體被扔到崖溝裏，這印證了寶姨在劉家根本沒有地位可言。“窮途末路”是一個隱喻，象征了女性被禁錮的命運，而寶姨短暫的生命中貫穿著這樣的禁錮：被禁錮、作為母親的焦慮以及最終的反抗和掙紮。寶姨以生命為代價，為了女兒而反抗自己被禁錮的命運。
三、失語和反失語
失語症（aphasis）原是醫學上的一種病症，指因大腦左部受傷而造成的言語功能障礙或喪失，被運用到文學批評中，特指女性在男權社會中沒有發言權。女性失語是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體係的一大前提。在文學領域的男權世界中，人們的語言是男性的語言，是男性意識的載體，體現的是男性的立場和價值觀，而女性被壓迫，沒有自己的聲音和話語，處於失語狀態，隻能壓抑自己的語言和欲望。女性的壓抑狀態橫貫於整個女性的曆史。對於寶姨，一個有如此悲慘命運的女性，自然也是如此。
寶姨吞墨被救後，說不出話來，隻能發出嘶嘶的聲音，這顯示著她不僅失了言語，還失了身份。沒有人關心她叫什麼，即使自己的女兒也隻是叫她“寶姨”，從未想過她的名字是什麼。她以保姆的身份照顧女兒，在墨坊裏幹活，在劉家過著被壓抑禁錮的生活。
婚禮上的慘劇給她留下了永遠的烙印，內心的傷疤隱隱作痛，尤其在聽到或者看到殺人凶手張老板時。慘劇後的第三天，當張老板送棺材到劉家時，“她先是舉著燒火的火箸要打他，後又拍著棺材大哭”（譚恩美，2012：166）；在後來的日子裏，隻要聽到有人提張老板，她就“吐口水，……在房間裏敲著鐵桶咒罵張老板，……她捶胸頓足，拚命揮手……拚命發出一種很怪的聲音，仿佛恨不得把喉嚨掏出來”（譚恩美，2012：173）。及至最後，當她得知女兒將要嫁入張家時，她不惜以生命為代價來阻止，隻為表述自己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