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邊城》裏，沈從文用筆塑造了“翠翠”形象。天真活潑、心地善良的翠翠，是多種形象的綜合。在《湘行散記》裏，一麵他跟妻子訴說著別離的相思，另一麵則描摹著鄉村人各種樸素而純真的生活。在這裏，他完全消弭掉啟蒙的話語。沈從文帶著一對異樣的眼光審視著這世界存在的一切：船夫、妓女、普通的農人等等。在他的筆下，他們都帶著一種自然的美感。
但是，他的這種純於人性的寫作，終究與時代的風向有隔。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成了文藝創作者指導性的綱領。沈從文轉而成了舊時代的“反動作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凶和幫閑”，是“桃紅色”文學的代表。
“改造思想”，是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沈從文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他先是進入革命大學接受思想改造，然後是前往四川參加土改運動，接受底層人民的教育。
隻是，“鄉下人”的沈從文，從來就不曾真正融入到“城裏”。所以，任何的“思想改造”，對於他，終究是“越學越空虛”。而參加川行土改，與農人在一起，反而使得他的個體生命意識得以覺醒。在日記裏，他這樣寫著：“萬千人在曆史中而動，或一時功名赫赫，或身邊財富萬千，存在的即儼然千載永葆……但是一通過時間，什麼也不留下，過去了。另外又或有那麼二三人，也隨同曆史而動，永遠是在不可堪忍的艱困寂寞，痛苦挫敗的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來，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對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熱情。”
三
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後半生》一書，以個體生命軌跡為視角，呈現出了沈從文後半生的生活全景。在這裏，我們看到的固然是一個作家在他所處時代所經曆生活與精神上的種種磨難。但，從另一個側麵，亦可以反映出那個時代個體凸顯人生價值的不易。
張新穎曾說，個體與社會，發生什麼樣的關係，才使得個體生命更有價值，而且對時代更有意義？或許，不是某一個方麵所能決定的。沈從文提供給了我們一個人生樣板。他剝離於自己所處的時代，甘於寂寞。他從文字中尋找活著的意義，他把自己當成了旁觀者，靜靜地看，靜靜地體味。
我們動輒有以寫作擔當而自傲的作家，有以啟蒙而自居的大師……卻很少有人敢於拒絕自我的傳統。最終，一變而成為政治的附屬物。沈從文後半生所經曆的種種不幸，與其說是個體命運的一種，不如說是我們文學傳統自身所衍生的悲劇。
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沈從文，我們會發現沈從文在後半生裏，他有意在拒絕一些東西。雖然，他多次嚐試過寫作，但是當他發現，他看到的一切不再是他心中原來的那個樣子，他就拒絕寫作，或者說，拒絕完成應有的寫作。
他知道，他固然改變不了自己所處的時代，但是可以有意識與它保持著距離。
在內心深處，沈從文有著他良善的一麵。雖然，他的筆觸是冰冷的。早在多年前，他曾經激賞過李健吾對他的小說《邊城》的一種理解：“作家人物雖說全部良善，本身卻含有悲劇成分。唯其良善，我們才更易於感到悲哀的分量。這種悲哀，不僅僅由於情節的演進，而是自來帶在人物的氣質裏的。自然越是平靜，‘自然人’越顯得悲哀，一個更大的命運影罩住他們的生存。”
而這段話，又何嚐不是對他本人後半生生活的某種預言呢？
從弱小的個體去觀曆史，曆史才會顯得更加真實。倘若，有弱小者能夠從曆史中站立起來，弱小的力量就不再弱小。因為，潮流總在變化著的。而作家的使命，是要用文字穿越時代的風潮。這樣，才會葆有恒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