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時代風潮與弱者的文學(1 / 2)

時代風潮與弱者的文學

青春悅讀

作者:黃湧

翻看沈從文舊日的照片,最使我產生詭異聯想的有兩張:一張攝於1934年,沈從文與張兆和新婚後不久,二人合拍於青島,沈從文著一襲蔥綠色的長袍,儒雅而有風致;張兆和留著短發,白色的旗袍襯托著清秀的麵容,俏麗而多姿。另一張則攝於1981年夏天的寓所。沈從文側著身,麵含著微笑盯著自己的妻子;而張兆和則正對著鏡頭,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這兩張照片相隔四十七年,其間人事倥傯,恍如春夢。曆史仿佛是一張奇異的網,除了在各自的眉頭刻下了幾道皺紋外,並沒有改變兩人心中彌漫的濃濃幸福感。

1981年,對沈從文而言,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這年年底,他的舊作開始印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說《邊城》,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從文小說選》和《沈從文散文選》,而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了他的《從文自傳》。緊接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了淩宇編選的沈從文小說集和散文集,再後又有英文版、法文版作品問世,然後是傳記的出版和電視訪談播出等……作為文學大師的沈從文,開始回歸到人們的視野中,國內也悄然掀起了一股“沈從文熱”。直到1988年他離世,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之一、漢學家馬悅然還不無遺憾地說,若不是5月份逝世,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肯定是他。

命運之於沈從文,似乎總開著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的文學之路,由熱而冷再到熱,似乎走了一個圓點。但其中所經曆的苦痛,誰又能體味得出?

1949年,是中國的轉折之年,也是沈從文生命中重要的年份。沈從文的人生自此走向了一個十字岔路口。

早在一年前,他就受到新中國文壇領袖郭沫若的文章敲打。在那篇《斥反動文藝》的文章裏,郭沫若集中猛烈地抨擊了沈從文的創作,斥其小說是為反動統治者代言。隨後,這篇文章在解放後的北平,得以重新發酵,失去北大教職的沈從文,在北大的壁報上看到了轉抄的郭沫若的文章,一股強烈的政治空氣向來他壓迫而來。

倘若是文學論爭,沈從文是不怕的。早在多年前,沈從文就公開為京派代言,從而引發文壇上京派與海派的分野。但是,這次顯然不同於往日的文學論爭,而是一種帶有強烈意識形態的思想大批判,這種思想批判還裹脅著政治的力量。

沈從文開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立。在這其間,他寫下了《囈語狂言》的日記,隻言片語間,彌漫著強烈的悲觀主義氣息,他的神經繃到最高點,差點兒自殺。後來,經過多位親友的勸解,沈從文暫時擺脫了精神危機。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以後的生活道路。“我要新生,在一切誹謗和侮辱的打擊和鬥爭中,得回我應得的新生。”

新生的結果,就是沈從文放棄他所熱愛的文學事業,而轉向曆史文物研究。到博物館去,在故紙堆裏了卻殘生,似乎就成了沈從文後半生的一幅人生縮略圖。

對此,作家陳徒手寫下了如下的文字:“一九四九年是沈從文的一個重要關口:他轉入了在曆史博物館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斷然分成鮮明的兩段:文學創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風雲動蕩的三十年裏,他的同時代朋友對他充滿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後來人麵對沈先生投向曆史瘦弱的背影時則不由發出說不盡的感慨。”

讓我們把時間再次拉回到1934年吧。新婚不久的沈從文開始創作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說《邊城》和散文集《湘行散記》。

沈從文和張兆和的結合,大約是現代文壇上最為絕美的一段佳話。經過多年的努力,沈從文終於抱得美人歸。那封“鄉下人,喝杯甜酒吧”的電報,迄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

然而正如沈從文自己所說“美麗總使人憂愁”,“我要的,已經得到了。名譽或認可,友誼或愛情,全部到了我身邊。……可是不成,我似乎還有另外的幻想。”

沈從文自稱是“鄉下人”,這種身份意識一直貫通著他生命的始終。鄉下人的質樸與淳厚使得他總與主流寫作意識產生著巨大的割裂。他的作品有意避免著諸如道德律令、階級鬥爭、人世凋敝等社會現象,似乎他的寫作僅僅純粹於生命本真的坦露。他要用嬰兒的眼睛來看待這個世界,而是非善惡的觀念都在他素樸的語言裏淡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