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澤瀉毒性成分及其毒性
通常認為澤瀉在一定劑量範圍內是不具有毒性的[25]。張伯禮院士等結合FDA熒光標記和MTT 2種方法評價豬腎近曲小管上皮細胞LLC-PK1細胞損傷來篩查腎毒性組分，並采用液-質聯用解析鑒定毒性最明顯的化學組分澤瀉醇C，16，23-環氧澤瀉醇B和澤瀉醇O[7]。Yue Yu等采用UPLC-MS代謝組學方法，揭示澤瀉所致腎損傷病理狀態下的13個代謝產物，分別為馬尿酸、肌酐、2，8-二羥基喹啉-β-D-葡萄糖醛酸苷、2，8-二羥基喹啉、C16二氫鞘氨醇、二氫鞘氨醇、7-甲基鳥嘌呤、苯乙尿酸、酮膽汁酸、膽酸及3個未知化合物[26]。Xu 等研究顯示澤瀉醇B，澤瀉醇B-23-乙酸酯可抑製HepG2，MDA-MB-231，MCF-7細胞增殖，並誘導細胞凋亡[27]。張宏達等研究結果表明，24-乙酰澤瀉醇A 能明顯促大鼠腎小球係膜細胞增殖，提示24-乙酰澤瀉醇A可能是澤瀉腎髒毒性的物質基礎之一[28]。此外，未見與澤瀉毒性物質基礎的研究報道。這對澤瀉的臨床用藥安全及其毒性研究都有較大的參考依據。
有研究澤瀉水煎劑對正常大鼠腎髒並無明顯毒性作用，但可致1/2腎切除大鼠殘腎間質炎症細胞浸潤和腎小管損害[6]。但是也有研究顯示，對正常小鼠，長期大劑量服用澤瀉水提物可導致慢性腎毒性，可減輕體重降低腎髒係數，提高血清中血尿素氮、肌酸酐、尿N-乙酰-β-葡萄糖苷酶含量。但是不同性別小鼠之間無顯著性差異[8]。薑淋潔研究顯示，澤瀉組分1高劑量均能極顯著升高兩性小鼠血尿氮素（BUN）、肌酐（CR）、N-乙酰-β-氨基葡萄糖苷酶（NAG）及穀氨酰轉移酶（γ-GT）的含量，並且能顯著性降低BMP-7的表達量，同時升高MCP-1的表達量，其高劑量組對小鼠的腎髒損傷最嚴重[5]。而段雪英研究表明，給予大鼠澤瀉水煎煮液低、中、高3個劑量（劑量分別相當於臨床用量的50， 100， 200倍），60 d後，中、高劑量組的大鼠尿γ-穀氨轉移酶指標有異常改變，但病理組織學檢查未見明顯病理性損傷[29]。盡管澤瀉腎毒性的研究報道逐漸增多，但是澤瀉引起腎毒性的機製尚不清楚。有學者認為澤瀉醇提物對腎髒Na+-K+-ATP酶有抑製作用可能是澤瀉產生利尿作用的機製之一，即通過抑製腎小管上皮細胞Na+-K+-ATP酶活性，幹擾鈉、水的重吸收[30]。
3 澤瀉毒性成分作用
Hopkins首次提出了網絡藥理學，以網絡方法為基礎，建立藥物、靶點和疾病三者之間的關係，設計具有多種藥理學作用的藥物。隨著係統生物學的深入研究，網絡藥理學迅速成為藥學領域研究的重點，為藥理學和毒理學的研究開辟了一種新穎的研究途徑。範驍輝等[31]在係統生物學和網絡藥理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網絡毒理學”的概念，通過構建網絡模型來描述研究對象的毒理學性質，對所建立網絡模型因果關係進行分析，認識藥物對機體的毒副作用並探討其毒性機製等。網絡毒理學的發展，為澤瀉腎毒性原理及其機製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采用Pathway Studio 6.1軟件對PUBMED數據庫中以“澤瀉”為關鍵詞搜索，發現其作用的有限靶點如TNFSF11，TGFB1，NR1H4，NOS2A等，這些靶點影響細胞生理過程包括NO合成、線粒體膜電位、鈣調控、細胞周期、細胞凋亡等過程，因此可建立澤瀉毒性作用靶點-疾病網絡。通過構建網絡模型來描述澤瀉的毒理學性質，分析所建立網絡模型因果關係，有利於認識澤瀉對機體的毒副作用並探討其毒性機製等。目前，由於有限的信息，澤瀉對有機體的生物機能及作用機製研究還比較膚淺，因此網絡毒理學為澤瀉腎毒性研究提供一種新的方法。
對於澤瀉可能的作用靶點，目前未見深入的研究報道。澤瀉多成分通過多靶點發揮藥效作用，但是某些靶點與相應的毒副作用有關，這就導致澤瀉在發揮藥效的同時會引起毒性作用。通過分子模擬對接的研究，澤瀉中澤瀉醇M-23-乙酸酯和澤瀉醇A-23-醋酸酯可作為拮抗劑作用於孕激素受體與糖皮質激素受體，作為激動劑作用於雄激素受體和法尼酯X受體[32-33]。而在澤瀉誘導大鼠肝髒毒性的研究中顯示澤瀉甲醇提取物能提高環氧化物水解酶和穀胱甘肽S-轉移酶，清除有毒的環氧化物；也可減弱BB誘導增加氨基比林N-脫甲基和苯胺羥化酶，產生有毒的中間產物[34]。這給澤瀉的腎毒性作用靶點提供了研究。
4 澤瀉致毒差異性
澤瀉的毒性研究結果存在較大爭議，有些研究結果顯示長期大劑量服用澤瀉水提取物對機體有慢性腎毒性；有些研究結果顯示澤瀉對腎髒的影響尚未達到毒性損傷水平，隻是對相關指標有一定影響；還有一些研究結果顯示澤瀉對正常大鼠腎髒並無明顯毒性作用，但是可導致1/2腎切除大鼠殘腎間質炎症細胞浸潤和腎小管損害。針對這些研究結果存在的差異，結合組分結構理論，筆者歸納總結可能存在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
第一使用藥材的毒性物質基礎組分導致的生物網絡調控差異。中藥發揮藥效作用是通過多靶點、多層次、多環節整體調控機體生物網絡從而達到防病治病的功效。對於毒性，也存在同樣的調控方式，隻是這種調控超出了原有的平衡範圍。不同的物質基礎組成在產生藥效作用的同時，也同樣產生了毒性作用。
文獻對澤瀉的毒性存在不同的記載，可能與實驗研究使用的藥材有密切關係。澤瀉主產於福建、四川、江西等地，有建澤瀉、川澤瀉、江澤瀉之分；商品中以福建、江西產者稱“建澤瀉”，個大，圓形而光滑；四川、雲南、貴州產者稱“川澤瀉”，個較小，皮較粗糙。不同的藥材含有的化學成分組成也不一樣，這不是意味著某些批次或產地藥材含有某些成分或不含有某些成分，而是不同成分之間存在一個組成結構特征。色譜分析結果顯示不同產地的澤瀉物質基礎確實存在明顯差異，以23-乙酰澤瀉醇B為例，福建產的澤瀉（建澤瀉）的23-乙酰澤瀉醇B含量普遍高於非福建產地的澤瀉（川澤瀉和江西澤）。建澤瀉的1，2，3號峰構成一個明顯的“川”字型，2，3，4號峰構成一個明顯的“山”字型；而川澤瀉的1，2，3號峰則構成一個“山”字型，2，3，4號峰構成一個倒“川”字型[35]。 這些組成結構的不同導致的腎毒性也存在差別。組分結構理論是我們課題組首次提出[36-37]，認為方藥物質基礎是一個有序的整體，具有“三個層次多維結構”特征：第一層次是組成物質基礎的最基本單元，為單體成分，具有穩定的結構特征；同一化學類別成分構成組分，即第二層次，組分中各成分間存在量比關係（組分內結構）；第三層次是由多組分構成的整體即中藥物質基礎，組分間存在量比關係（組分間結構）。這為解釋澤瀉毒性差異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進一步揭示其腎毒性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思路和方法。
第二采用的樣品炮製工藝存在差別：中藥炮製前後藥效物質的改變是引起炮製品藥性和功效改變的根本所在，因此，研究中藥炮製前後化學成分性質和含量的變化成為中藥炮製機製研究的重要內容[38]。《中國藥典》（2010年版）規定澤瀉的炮製方法為鹽炙，現在臨床使用的澤瀉主要有生澤瀉、鹽炙澤瀉、麩炒澤瀉等。炮製品利尿而不傷陰，但是其作用機理尚不明了，可能就是所謂的減輕毒副作用。在對澤瀉炮製飲片與生品飲片之間指紋圖譜進行比較，發現存在顯著性的差異。澤瀉生飲片在炮製過程中化學成分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較大的一組化學成分，可能是生品與炮製品藥效差異的內在原因。
第三代謝功能強弱導致的成分蓄積：蓄積是指物質逐次進入生物體，在靶器官內聚集或者物質對生物體所致效應的累加現象，這種累加最終造成組織或器官的損害。正常大鼠代謝功能正常，化學成分經體內代謝產生的代謝產物等在體內能保持一個較低範圍的蓄積量；但是在1/2腎切除大鼠體內，僅一個殘腎，在實驗研究中給予的藥物量是相同的，這就導致代謝物質在體內甚至殘腎內蓄積，超過了機體正常承受範圍，所以產生腎毒性。這為不同澤瀉毒性研究結果存在差異，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
第四實驗的劑量與時間長短：除了上述提到的原因之外，不同實驗的實驗條件之間也存在差異，比如實驗給予的藥物劑量不一致；另外，給藥時間也各不相同，有的實驗是6個月，有的實驗是2個月。不同劑量、不同給藥時間，體內化學成分的蓄積也存在著顯著差異，這是不同實驗存在結果差異的另一原因。
第五澤瀉複方配伍：複方配伍的目的在於優化組合處方，增效、減毒，擴大治療範圍，適應複雜病情，預防藥物中毒。複方配伍是中藥使用的一大特色，其主要作用是增效或者減毒。在澤瀉的複方製劑中，六味地黃丸最為大家熟知。但是，使用如此廣泛的一個配方，曆經上千年的使用，也未見相關的腎損傷的報道。在六味地黃丸的組方中，澤瀉僅占3/25，以宛西六味地黃濃縮丸為例，每8丸相當於原藥材3 g，【用法用量】規定：口服，一次8丸，一日3次。按此計算，每天服用澤瀉僅1.08 g，這遠未達到毒性劑量。這就可能是複方製劑腎毒性低的原因之一。
澤瀉作為南藥的道地藥材，在臨床和中藥製劑中使用廣泛，其毒副作用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但是，目前對於澤瀉的研究仍舊處於起始階段，這與中藥現代化和國際化標準還相距甚遠。盡管目前對澤瀉的化學成分信息逐漸增多，但是迄今為止，澤瀉的毒性物質基礎、毒性範圍、質量控製指標、作用機理、體內的代謝過程等研究尚少，因此，借助現代色譜、藥理學、分子生物學等手段，從組分結構特征角度加強澤瀉毒性物質基礎和作用機理研究[39]，這對於提高澤瀉的質量控製水平和科學合理使用都有較好的參考依據。
[參考文獻]
[1] 羅張炎， 周愛存， 張朝鳳， 等. HPLC同時測定澤瀉中4種澤瀉醇成分的含量[J]. 中國中藥雜誌， 2010， 35（24）： 3306.
[2] 丁濤. 中草藥不良反應及防治[M]. 北京：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1993：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