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點多鍾，蘇聯大使館人員乘坐的第二架直升機降落，為首的是領事部主任格裏山。一見到戴秉國，他就提出三條要求：一、和乘客見麵；二、和劫機者見麵；三、與大使館通電話。戴秉國說：劫機者已經到了一個安全的地點，你不可能和他見麵。這裏通訊條件很差，和大使館通電話隻能到齊齊哈爾。和乘客見麵則毫無問題。格裏山來到現場，拉著機長往田野遠處走去，以避開中方懂俄語的人。他們大約談了半個小時。回到飛機旁，格裏山又提出要和大使館通電話。可當地實在沒有這個通訊條件。他就讓中方派一輛車，讓隨他來的兩個人立即出發到齊齊哈爾向大使館彙報。
“北京-莫斯科”成了熱線
傍晚5點，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陳俊生的電話來了，他對黑龍江省的領導說，我駐蘇聯大使會見了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告訴他機上人員不願下飛機到齊齊哈爾時，他馬上表態說，這是錯誤的，應該按中方的安排到齊齊哈爾。並將意見立即電告了駐華大使舍爾巴科夫。舍爾巴科夫又迅速轉告了我外交部，並要求通過我外交部把口信傳到現場。這時，那兩名趕路的蘇聯大使館人員還在途中。戴秉國和王耀臣帶著蘇方的口信和11輛空調車來到了現場。這時是傍晚5點30分左右。有了政府的指示，蘇方人員開始行動。在整理行李、封存飛機、移交兩把手槍和書寫交接文書等後，車隊終於向齊齊哈爾出發。到達齊齊哈爾湖濱賓館已是深夜11點多鍾。賓館特意空出了兩個樓麵的客房，準備了熱水，客人們洗好澡後，吃了頓熱氣騰騰的晚餐。
蘇聯乘客休息了，我方人員還在開會研究次日的工作。21日零點40分，外交部來電，說當天下午1時30分，蘇聯專機到哈爾濱接蘇方人員回國。於是，大家又商量，這些人怎麼趕到幾百公裏外的哈爾濱，決定還是動用兩架直升機運送。
是巧合，又不是巧合
22日，劫機者阿裏穆拉多夫被押送到了黑龍江省公安廳外籍越境人員管理所。我在這裏看到了這個個頭不高、有些禿頂的33歲的中年人。他在這裏要接受進一步的審查。
同一天，國務院副總理李鵬訪問保加利亞回國途中抵達莫斯科作短暫停留，蘇聯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和副外長賈丕才到機場迎接。第二天，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會見了李鵬，雙方就兩國關係問題和共同關心的一些國際問題坦率地交換了意見。新華社在就此播發的新聞稿中特意指明，“會見是應蘇方安排進行的。”這意味著此次會見是臨時安排的。很顯然，這與中方妥善處置劫機事件有密切的關係。
當時在黑龍江省邊防局擔任俄語翻譯的郝國利，負責和阿裏穆拉多夫“談心”，以了解和掌握情況。交談中，阿裏穆拉多夫說，他曾想逃到美國駐蘇聯大使館避難，可那裏克格勃看管很嚴。又想逃到歐洲去，但沒有機會。這次逃到中國，是因為航線靠近中國。
誰能料到，正是他這個偶然的選擇，給了兩個關係冷淡的鄰國的高層以頻繁接觸和緩和關係的機會。
從被劫持的飛機降落中國，到蘇聯專機接乘客返回，共計51個半小時。在這51個半小時中，兩國相關方麵不分晝夜地、高效率地緊急運轉，這是冷淡時期多少年的工作量都比擬不了的，對今後兩國關係的緩和必將產生影響。
25日，我國外交部舉行新聞發布會，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公開了劫機事件和中方的處置情況。塔斯社隨即發布消息，說“蘇聯方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出的睦鄰合作精神表示感謝”。
1986年元旦過後的第三天，以蘇聯航空部飛行局局長帶隊的7人專家組，在中國民航總局飛行司司長的陪同下，來到長吉崗農場，對停在那片麥地上已達14天的蘇聯飛機進行檢查。蘇方人員看到我方武警、公安人員冒著嚴寒守護飛機，很感動。在我方人員提供飛機用油、電瓶、航線圖和當地農民開著重型拖拉機壓實臨時跑道等的協助下，蘇聯飛行局局長親自駕駛，順利將飛機飛回了國內。
（張北北薦自《時代郵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