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
作者：匡吉平
1945．4．23——6．11 延安 代表人數755人 全國黨員121萬人
1945年春夏之交，陝北大地，桃紅柳綠，生機盎然。備受全黨關注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於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勝利舉行。這裏，是當時陝甘寧邊區的首府、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七大召開之際，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個關鍵時刻。如何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抗戰勝利後中國向何處去？在這國際國內形勢的重大轉折時刻，中國共產黨決定召開這次大會，作出自己的抉擇。與此同時，國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於5月5日在重慶拉開帷幕。兩個大會，有著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著中國完全不同的命運。中國共產黨為這次大會的召開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醞釀和籌備。
1928年7月11日，在蘇聯莫斯科近郊的一座“銀色別墅”裏，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這次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黨的全國大會是黨的最高機關，按通常規例，每年開會一次。”因黨的二大正式決議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其下屬的一個支部，黨章中同時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要“由中央委員會得共產國際之同意後召集之”。按照上述規定，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應於1929年7月舉行。但是，從六大到七大，為何相隔了17年之久？
多次動議召開七大
籌備召開七大，僅中央正式決定就有8次之多。六大閉幕以後，中共中央即醞釀籌備召開黨的七大。早在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就作出決議，正式將召開黨的七大列為全黨“最不可延遲的任務”之一，並“委托新的政治局開始必需的準備工作”。提出七大要總結蘇維埃運動的經驗，“要通過黨的黨綱和其他文件”。但此後不久，由於國民黨軍隊連續對中央蘇區發動“圍剿”，戰事連綿不斷，一批黨的重要幹部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犧牲。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與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被捕叛變。6月，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向忠發又被捕叛變。在這種情況下，王明就離開了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去了莫斯科。不久，駐上海的臨時中央因環境險惡，遷到江西中央蘇區。接下來就是長征。顯而易見，在這種情況下，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是不可能的了。
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日漸安定，召開七大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在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並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提出“盡可能地在較短時間內召集大會”。政治局認為在最近時期內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中國人民解放鬥爭和黨的工作，均有重要意義。大會還初步擬定了七大的主要任務和議事日程。會議決定成立七大籌備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康生5人組成秘書處；毛澤東、王明、朱德等25人組成七大代表召集委員會。但是，由於諸多因素相擾，這個決議並沒有被付諸行動，籌備委員會也沒有正式開展工作。
1938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一次討論了關於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具體準備工作。會議決定，發布為召開七大告全黨同誌書和告全國同胞書；向地方黨組織發布進行七大準備工作指示；成立大會報告準備委員會，責成政治局及中央同誌起草報告的政治提綱和專題論文。會議還決定派任弼時赴蘇聯，如實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共產黨準備召開七大的情況，以爭取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支持。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再次強調召開七大的重要性，通過了《關於召集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
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兩次向各地黨組織發出如何選舉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9月1日前選舉出代表：總數約為450人（7月21日的通知又作了補充：“各地除照數選舉正式代表外，並應選出三分之一的候補代表，總數為150人”），並就代表的名額作了具體分配：北方局74人，八路軍95人，新四軍50人，南方局（包括四川在內）56人，邊區（包括中央機關、留守兵團在內）100人，中原局50人，陝西省委15人，華北3人，東北3人，新、蘭（新疆、甘肅）4人。同時強調代表必須為一年以上黨齡、政治上絕對可靠的正式黨員，一般年齡在20歲以上；盡可能使婦女、青年代表占10％，工人代表占20％，而且工人代表盡可能涵蓋有大城市、大產業、鐵路、海員、礦山等區域或行業；必須注意代表質量，鄭重選擇，不得濫竽充數。然而，此時的國內形勢又發生變化，國民黨頑固派相繼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領導各地打退反共高潮和粉碎日軍“掃蕩”上，召開七大的籌備工作又一次受到影響。
1941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延安召開，會議決定在五一勞動節召開七大，要求一切準備工作要在節前完成，而且決定七大的議程主要為三大報告，即政治報告（毛澤東）、軍事報告（朱德）、組織報告（周恩來）。會議還確定了大會秘書處等機構，任命任弼時為大會秘書長，王若飛、李富春為副秘書長。隨後不久，中共中央又決定推後召開七大。當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又曾打算於次年上半年召開會議，後因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和其他工作相擾，七大的召開被再次推遲。
1943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在7月17日召開的會議上，向政治局提出於8個月至9個月內召開七大等相關建議，中央政治局采納了其建議，於8月1日發出《關於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會的指示》，決定七大改在年底舉行，並特別指示彭德懷、羅瑞卿、蔡樹藩、薄一波、聶榮臻、呂正操、朱瑞、蘇振華等“來延諸人交代職務後即行動身，近者9月內，遠者10月內，到達延安參加預備會”，其他出席大會的代表也必須於最近期限內啟程。隨後，由於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召開整風會議，要求黨的高級幹部學習黨史，七大再次延期。
經過整風運動，全黨思想空前統一，中共中央認為作出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的時機已經成熟，召開黨的七大可提上日程。1944年5月10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召開黨的七大問題。會議決定，立即著手各方麵的準備。決定組織七大各報告準備委員會：黨內曆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成員為任弼時、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後增補博古，由任弼時負責召集；軍事問題報告委員會，成員為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陳毅、葉劍英、譚政、徐向前、賀龍、聶榮臻，由朱德負責召集；組織問題報告委員會，成員為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高崗、譚政、王若飛，由劉少奇負責召集；統一戰線工作報告委員會，成員為周恩來、鄧穎超、陳毅、王若飛、薄一波、賈拓夫、林伯渠、林彪，由周恩來負責召集。會議還決定，在七大前召開六屆七中全會。
從5月21日開始，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楊家嶺召開。由於時局的發展變化和為七大準備的文件反複討論修改，這次全會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結束，前後持續了11個月。經過數月的努力，為七大準備的各項報告相繼起草完成。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舉行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全會一致決定，原則通過《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個別意見委托七大以後的中央去采納修改。《決議》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曆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全麵闡述了曆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麵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並著重分析了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同時，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的傑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這為七大的召開創造了充分的思想條件。六屆七中全會同時還通過了其他的議事日程，最終完成了七大的各項準備工作，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條件已經成熟。
幾度變更七大會址
與七大開會的時間數度變更一樣，會議地點的確定也是反複了多次，最終才落腳延安楊家嶺的。
中共中央最初考慮是在陝北安塞縣舉行黨的七大，並打算在那裏修建一座可供大會用的禮堂。1940年5月，主管這一工作的中央秘書長任弼時和副秘書長李富春還親自去安塞實地考察過。通過實地察看，他們覺得那裏環境隱蔽，便於防空，是當時形勢下召開大型會議的理想之地。但有幾點不如人意：一是交通不便，代表來往十分困難；二是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較遠，許多問題難以銜接；三是生活物資比較缺乏，供應難以跟上。他們向中央彙報後，通過反複權衡利弊，隻好放棄了這一方案。
接著又考慮將會址放在棗園後溝，因為那裏的山坡上樹木比較密集、高大、蔥鬱，便於隱蔽；離領導人和代表們的住處相對不是太遠，便於往來；離市內也比較近，便於應急物資的采購和供應。於是便在後溝西邊山坡上比較平坦的山坳地上蓋了禮堂，還在附近打了窯洞。建成後才發覺，棗園後溝雖然比較安全，但地方太窄太小，條件比較差，容不下那麼多代表，而且隻有一口水井，水質又不好，用水都成問題，隻得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