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珍聞
作者：徐雲根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創始人之一，他最早醞釀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對建黨的貢獻也是巨大的。然而，當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的時候，他卻沒有出席這次在今天看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這是什麼原因呢？
對於陳獨秀沒有出席一大的原因，以往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陳獨秀由於公務繁忙無法出席大會。其依據是原一大代表陳潭秋和包惠僧等人的回憶。1936年，陳潭秋在《回憶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說：陳獨秀未能出席一大，因為“那時他在陳炯明統治下的廣東做教育廳長”。包惠僧也說：“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來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回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張國燾也回憶說：“陳先生的信中除說明他尚未獲準不能抽身出席外，並向大會提出關於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意見。”
第二種觀點認為陳獨秀之所以沒有出席一大，是對共產國際包辦一大有意見。表麵上看，陳獨秀沒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為公務繁忙，實際上是對共產國際代表包辦一大有意見，所以借口工作離不開，拒絕出席。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建議召開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應該先向陳獨秀建議，然後由陳獨秀出麵籌辦，召集成立大會才對。這是因為：其一，陳獨秀在五四前已經成為影響一代人的新文化運動主將。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中，他是“總司令”。五四運動後，他又成為學習、研究、宣傳馬列主義、十月革命經驗的先驅，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知識分子的領袖、“思想界的明星”。1920年夏天，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陳獨秀首先和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建立了我國第一個早期共產黨組織，即中共上海發起組，並任書記。他還為在我國建立一個以列寧為領袖的布爾什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而四處奔波、聯絡。1920年底，陳獨秀去廣東以後，在廣州重新組建了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北京、武漢、長沙、濟南等地的早期共產黨組織，也都是陳獨秀親自聯係或派人去幫助建立起來的。這樣，陳獨秀就成為全國各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實際上的共同領袖人物。其二，1920年底，陳獨秀雖然離開了上海，但和上海共產黨發起組書信往來頻繁，關係密切，還對中共上海發起組起著實際的領導作用。其三，陳獨秀1920年11月，草擬了《中國共產黨宣言》，翌年2月，他又草擬了中國共產黨黨章，並把黨章寄給上海發起組。這說明陳獨秀等對建立全國性的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已有了比較完備的設想。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條件已經成熟。他和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負責人一旦商定合適的時間和地點，他就會親自到會組織召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大會。然而，馬林不先向陳獨秀建議，事後也不征得陳獨秀同意，李漢俊就突如其來地叫他去上海參加中共成立大會，陳能沒意見？共產國際代表對召開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包辦傾向，從建黨時以及建黨早期的事實中也可以得到證實。這種包辦傾向是陳獨秀沒有出席這次大會的一個主要原因。
第三種觀點認為對一大的不重視應該是陳獨秀缺席一大的根本原因。中共一大召開時，陳獨秀正在廣州擔任廣東省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這一職務是1920年11月，他應陳炯明之邀（一說是應孫中山之邀）前往的。陳獨秀十分熱衷於這一職務。早在1921年5月上旬，包惠僧受上海發起組代理書記李漢俊的委托以上海發起組工作因人力物力缺乏已陷於停頓為由，赴廣州催促陳獨秀回上海主持上海發起組的工作。當時陳獨秀就以正籌辦廣東大學預科，不能脫身為由，表示不願回上海。他對包惠僧說：“我暫時不能回上海，我想爭取把廣東大學預科辦起來，正在籌建校舍和籌措經費，我走了恐怕就搞不成了，那就是等於白在這裏呆了幾個月，所以我不能離開。”一大召開之前，上海發起組的代理書記李漢俊曾與張國燾聯名給陳獨秀寫信，要他回上海參加並主持中共一大。接到這封信後，陳獨秀召集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開了一次會。會上，他仍以要籌辦廣東大學預科為由，表示不能去上海參加一大。包惠僧回憶說，在這次會上，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由此可見，在當時陳獨秀的心目中，參加中共一大還比不上他籌辦大學預科重要。後來，陳公博去上海參加一大時，陳獨秀寫了一封致大會代表的信由陳公博帶到上海。信中他解釋自己不能參加一大的原因是“辭職尚未獲準”。其實，這完全是托辭。辭職未獲批準可能是事實，但更主要的原因還是陳獨秀沒有認識到一大的重要性。事實上，1921年9月，當包惠僧受中共中央之托，再次到廣州請陳獨秀回上海擔任總書記職務時，雖然陳獨秀向陳炯明辭職仍未獲批準，但他還是采取先請假、後辭職的方法與包惠僧回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