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發表於《甘肅日報》上的一篇題為《〈飛天〉：打造甘肅文學名片》的文章中說：“《飛天》是我省惟一的大型文學月刊，創刊半個多世紀以來，為發展、繁榮甘肅的文學創作，出作品、出人才、走正路，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麵對經濟大潮，堅持純文學辦刊方針，突出特色，沙裏淘金，關注本土，精心打造甘肅文學名片，在保持詩歌品牌，著力提高小說、散文質量及刊物的整體質量上下足了功夫，受到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與好評。”“但願甘肅的這張名片，既樸實純正，又高雅華貴，打出亮麗的甘肅文學風景。”
一本純文學期刊的價值，我想不外乎兩個方麵，首先它是一個平台，是展示一個時期、一個地區的文學成果的平台；其次它是一個門檻，一般情況下，對於一個作者來說，能到什麼樣的期刊上展示他的作品，就表明他的創作達到了某個層次。《飛天》作為一家省級文學期刊，60年來堅守純文學，為甘肅文學，乃至中國文學貢獻了一批批優秀作品和優秀作家。說到這裏，我想到了鄉下的一句土話，就是“撅著屁股推”，當一個人撅著屁股推什麼的時候，那他是已經用了全身的力氣了。如果把這句土話換成成語，就是不遺餘力。《飛天》就是這樣“撅著屁股”不遺餘力地推動著甘肅文學的發展的。
在慶祝《飛天》創刊60周年之際，想起這些年來與《飛天》的交往，內心充滿了溫馨與感動。我曾給不少朋友講過，《飛天》是我的文學故鄉。經常在外地參加一些文學活動，我總是說“我們《飛天》”如何如何，有些朋友也就開玩笑說“你們《飛天》”怎樣怎樣。正如我從來不在外邊說甘肅作家的不好一樣，我喜歡聽人家說《飛天》好。這些年來，我驚奇地發現，《飛天》的每一個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不論是現正在《飛天》工作的，還是退休的，或是工作調動去了別處的。一個人與一個單位幾代人都保持了恒久的友誼，這隻有文學的力量才能夠達到。
一本文學雜誌辦得如何，除了有一個正確的辦刊方向外，最主要的就是要有一支有文學操守、眼光獨具、編風嚴謹、勤於奉獻的編輯隊伍，有什麼樣的主編和編輯就有什麼樣的刊物。那就說說我和《飛天》編輯的一些交往吧，並且以詩人編輯為主。
那是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在會寧見到了老主編李雲鵬先生。那時他出版了詩集《憂鬱的波斯菊》，我當時還不知道波斯菊是一種什麼菊花，隻感覺這名字很洋。讀完他的詩集，心裏很是敬佩先生的清新與質樸，很為他的詩句打動，可以說我最初的詩歌受過他的一些影響。李主編是應邀到會寧給作者搞詩歌講座的，我是坐在那些聽眾中的一個。那次，我把自己的詩歌習作交給李主編，請他指導，結果李主編就在講座中提到了我的一首詩，題目是《河溝》，他把其中的一段念給大家聽，並給以表揚。那時我還沒有在《飛天》發表過詩歌。根據李主編的意見，我把那首詩改了好多遍，心裏期望著能在《飛天》發表，但後來幾次寄給李主編，李主編都沒有發，他說還沒有改到位，還得下功夫。當那首詩得以發表已是幾年以後的事了。當時，心裏有點怨恨李主編的“死認真”，但越到後來越感謝他的認真了。因為在《河溝》的不斷修改中，我也不斷摸索出了詩歌的一些“道理”。我曾發在《飛天》上的一首小詩《石鋤》，被他編入“《飛天》50年優秀作品選”中，並曾多次給我以有力的提攜，讓我很為感動。李主編曾說：“我不是一個好的詩人，但我是一個好的編輯。”但在我的心裏，他是一個好詩人，也是一個好編輯，而且是一個好主編。
而與《飛天》原副主編、著名詩人何來先生的認識，是在他的辦公室。那時他和著名詩人李老鄉同在一個辦公室，我本來是去找李老鄉的，自然也就榮幸地認識了他。那時，他的《愛的磔刑》正在讀者中火著，我也為他的“什麼在鋸著靈魂”而靈魂生疼。那時，先生正在主編《1949—1999甘肅文學作品選萃》(詩歌卷)，我把自己1997年12期《詩刊》上發表的三首詩給了他，這也是我第一次在《詩刊》上發表的詩歌，先生就把這三首詩收入了“選萃”。後來，漸漸熟悉了，不久他也退休了。有一次，在一個文學聚會上，他一見我就滿麵春風，用他習慣於不緊不慢的語調，說起了我前不久發表在《詩刊》上的一首詩，題目是《那麼亮》，接著他握著我的手說：“口碑總是比獎杯更有分量。”我一直記著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