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關中曲家的雄峻之氣與複古格調
藝術研究
作者：汪超
【摘要】嘉靖文壇逐漸彌漫複古格調，戲曲領域則呈現出承前啟後的特性，康海、王九思等關中文士，伴隨南北取士的時代背景，身兼複古流派的前七子成員和曲家的雙重身份，立足文統體係展開曲論探究，折射出北方文人的典型戲曲觀念，既浸染關中地區的雄峻之氣，又流露出其時盛行的複古痕跡，無論文壇和曲壇皆有別樣風格，是解讀嘉隆曲壇不可或缺的關鍵內容。
【關鍵詞】明代；關中曲家；康海；王九思
嘉靖時期的文壇逐漸彌漫複古格調，對於古學的複興與呼喚，成為諸多文士尤其是前七子的重要聲音，同時渴求當下真詩的創作，倡言“真詩在民間”的論調，體現出此時文統體係複古觀念的特質。在此文壇複古思潮的籠罩下，戲曲領域則呈現出承前啟後的特性，身居關中地區的康海、王九思，作為複古流派前七子的主要成員，同時又積極參與戲曲領域的活動，介乎文統背景展開曲論探究，折射出北方文人的典型戲曲觀念。
一、南北之別：康海等關中曲家介入曲壇的時代背景
康海、王九思等關中士子涉足曲壇領域，時值科舉功名天下之際，介入戲曲或多或少帶有業餘的意味，文人士大夫的身份決定其戲曲觀念的闡發，難免受到詩文正統思維的波及影響，康海、王九思等人努力詩文複古思潮的倡舉，同時也折射出戲曲觀念的演繹。審視康海、王九思的戲曲觀念，不得不先正視梳理他們的複古思想，並回歸至他們介入文壇的背景探尋，其中南北科考導致南北士子觀念的差異，是為其間考察審視的重要關節：其一，康海等北方士子複古觀念的闡發，將目光溯源至引以為豪的漢唐時代，凝聚成較為濃鬱的地域情結；其二，康海等北方士子所稟賦的關中習氣，試圖以剛勁質樸之氣改變當時文壇的柔弱文風，扭轉彌補台閣體，以及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的不足之處。此外，康海針對南北曲差異的詳細論述，身居其間所感受的獨特時代背景，也是促成理論闡述的關鍵因素。
明初朱元璋建立漢族政權，為文人提供更多實現價值的機會。此時的文人群體一方麵努力運籌於政治權利之間；另一方麵，又活躍於文壇領域。其間，雙重身份的交叉互動，影響文學思想的闡發，換言之，他們文學思想觀念的表態，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幹擾，如較為突出的南北之爭問題，滲透當時的詩文理論批評，也波及文人戲曲觀念的演繹。
文人群體無論是躋身國家的權力機關，還是步入文壇的中心領域，科考都是較為關鍵的環節，隻有通過科舉考試才能進入朝廷，進入翰林院，甚至內閣而為朝廷重臣，身份的變化直接導致影響力的大小，文學思想的闡發才能得到認同，並且受到文學才俊的追隨效仿，終而成就當時一定影響力的文人群體，如明初的“台閣體”領袖人物的楊士奇等，都是先後官至大學士，特殊的身份直接導致當時朝廷文人官僚的追捧，形成明代前期雍容華貴的突出風氣。考察明代前中期的科舉考試及其所帶來文壇風氣的多樣現象，是探索考察此時曲壇現象的關鍵視角。
討論明代的科舉考試，就無法回避最為著名的“南北榜”事件，又稱“春夏榜案”。針對這次科舉考案，朱元璋采取較為極端的處理方式，犧牲南方士子的集體利益，主要從政治平衡的角度出發，籠絡北方士子的支持和擁護，以便更快消滅前元的殘餘勢力，實現南北經濟文化的均衡，從而穩固朝廷的統治。南北取士科舉的地域名額分配，不僅隻是文化層麵的問題，而且涉及政治統治的需要，同時也為後來南北士人的爭議埋下伏筆：“明代科舉分卷製度的實行，客觀上起到了穩定政局的作用，體現了協調、優待和兼顧邊疆與經濟文化落後地區的政策性支持，有利於調動和激發落後地區讀書向學風氣的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和文化的全麵提升，維護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協調發展”。
南北榜科舉對於明代政治文化的推動，促進明代士子群體呈現出地域性特征，同時轉變為政治性群體，再變而為文學性群體。科舉考試即已成形的南北地域因素，導致朝廷政權的具體運作，在所難免出現南北分歧，也即究竟任命何方文人進入館閣的現象。如明英宗天順四年（1460年）的會試：“帝愛時風度，選庶吉士，命賢盡用北人，南人必若時者方可”。明英宗朱祁鎮交代李賢盡量挑選北方文人，南方文人如果能有像彭時那樣風度的方可錄用，結果當年所取15名庶吉士當中，北人共有9個名額，占據上風並得以機會進入館閣，從而把握政治文化的權柄，如李賢的河南老鄉劉健也在其列，他在弘治年間官至內閣首輔，其時前七子的凸顯就與他密切關聯。而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也都是依據核心人物的地域牽連，逐漸形成獨樹一幟的文學性群體，由此可見，南北科考所推動的連環效應及政治對文化領域的影響。
總之，明初確立分南北取士的政策，直接關係明代南北文人地位的變化，不僅體現於政治權利的爭奪，而且波及文學思想的論辯，審視明代文人文學思想的闡發，南北科考凝聚成的地緣情結，推動文人群體的逐漸形成，並由地域性群體轉變為政治性群體，再變而為文學性群體，康海、王九思文學觀念的闡發，就附著濃鬱的北方士子的關中色彩，對於秦漢文學繁榮的推崇，對於勁健質樸風氣的植入，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
二、“西北雄峻之氣”：康海等曲家振弊文壇的內在情結
以上論述明代科考的地域色彩，或明或暗地推動影響明代文壇的分布格局，胡應麟枟詩藪》也有較為客觀的論述：
國初聞人，率由越產，如宋子濂、王子充、劉伯溫、方希古、蘇平仲、張孟兼、唐處敬輩，諸方無抗衡者。而詩人則出吳中，高、楊、張、徐、貝瓊、袁凱亦皆雄視海內。至弘、正間，中原、關右始盛；嘉、隆後，複自北而南矣。
胡應麟細數明代文人地域歸屬的演變，大致呈現出南—北—南的轉變情況。弘治之後，由於南北科榜的推動，北方文人逐漸進入政治文化的中心，同時成為引領文化大旗的重要力量，並推動複古格調的倡舉興盛，隻是分歧於究竟複何時之古，其間不論是複秦漢文化、唐宋文化、南朝文化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倡舉者地域身份因素的影響。究弘治、正德年間的前七子中，李夢陽為甘肅慶城縣人，康海為陝西武功縣人，王九思為陝西鄠縣人，他們三人都屬關中地區，可謂漢唐興盛之地。
其餘何景明為河南信陽人，王廷相為山西潞州人，邊貢為山東曆城人，他們複古論調中恢複漢唐盛世，多少包含有弘揚地域文化的意味。弘治十五年（1502年）康海、何景明、王廷相三人得中進士，尤其是康海的策論為孝宗皇帝賞識，張治道《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
是時孝宗皇帝拔奇掄才，右文興治。厭一時為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見先生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為之一變，朝野景慕若麟鳳龜龍，間世而一睹焉。
孝宗皇帝等給予康海最高的稱賞，也促成他們強烈的自豪感，並轉為內心的使命感，而源出他們成長的地域文化血緣，逐漸內化為文化政策的血液，重舉漢族文化的中興旗幟，恢複漢唐時期的恢宏氣象，便成為自上而下認可的方向，也是轉化為複古格調的動力所在，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曰：
蓋我朝相沿宋元之習，國初之文，不無失於卑淺，故康李二公出，極力欲振之，二公天才既高，加發以西北雄峻之氣，當時文體為之一變。
何良俊將康海、李夢陽二人相提並論，指出二人改變文氣的重要作用，康海作為關中地區的青年才俊，順利通過科舉考試，並且得到皇帝權臣的賞識，以其浩然蓬勃之氣進入較為凝重雍容的館閣，與李夢陽等人一拍即合，試圖改變其所認為的靡弱之氣，康海為王九思所作《渼陂先生集序》雲：
明文章之盛，莫極於弘治時，所以反古俗而變流靡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景明、戶杜王敬夫、儀封王子衡、吳興徐昌榖、濟南邊廷實，金輝玉映，光照宇內，而予亦幸竊附於諸公之間。
康海認為，明初直至弘治時期的文章方至興盛，並不滿之前文章的“古俗”與“流靡”者，故而直取自身稟賦與高揚蹈舉的“關中習氣”。《隋書·文學傳序》：“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康海等明代文人亦雲：“予覽傳記之所載，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強奮，有古之道焉。”李開先在《涇野先生傳》中評價呂柟：“鍾以關中風氣，渾厚雄偉，剛毅奮強，而直氣將塞乎天地，富貴焉得以淫之，貧賤威武焉得而移且屈之乎！”北方文士都有對關中風氣的清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