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就在13個州和平組建美國的時候，那裏還是一片空曠的大陸，是一個僅有母國英國人口（有400萬人）一半的農業國。即便其最大的城市也沒有倫敦的1/10大。新美國人經受了長期的戰亂，他們很少有人能認識到自然資源是何等重要，現在他們能夠開發甚至決定自己是否要開發它們。讓人激動不已的是對田園牧歌式生活的憧憬，流行文化的創造者是將軍、政治家、牧師以及擁有土地的貴族。亞當·斯密斷言，正因為那片未開墾土地的誘惑，所以在美國還未曾出現以“遠距離交易”為目的的製造業。他指出，商品製造商——斯密稱之為“工匠”——隻要獲得了超過其所需原料的收入，就不會去擴大自己的生意。他不會受到大筆收入的誘惑，因為現有的一切就可以讓他過上舒適的生活。“他認為工匠是自己顧客的仆人，顧客是他的衣食來源；但是，農場主需要耕種自己的土地，要靠自己家庭的勞作獲取基本生活來源，他們才是這個世界真正的主人，真正獨立的人。”殖民主義同時培育了一種內心敵視製造業和工業的習性。以重商主義而聞名的英國把其所有殖民地當做原材料的來源地，而不是發展製造業的地方。
美國革命的煽動者也或多或少抱有同樣的想法。他們都是有產者，被灌輸了這樣的觀念：社會最大程度上是靠農業、漁業和貿易維持的；製造業被設想成為女人在家裏織布、編毯子、搓洗東西、縫製衣服，男人在家裏做家具、鑄鐵鍬、鉸鐵鏈，以及沿街補鍋、打鐵、做木工等家庭作坊餘下的工作。他們的詞彙表裏沒有“資本主義”這個詞，如果有，也是被當做一個肮髒的字眼。本傑明·富蘭克林不遺餘力地猛烈抨擊個人財富的積累。在《獨立宣言》的27條特別申訴中，開國之父們對英國政府打擊美國製造業規模而采取的不受歡迎政策隻字不提。宣言的主要起草者非常清楚美國應當發展成為哪種類型的社會，弗吉尼亞州的托馬斯·傑斐遜在1781年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絕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國民圍著操作台忙碌，或者去操作手動紡紗杆；而希望木匠、泥瓦匠、鐵匠們都能經營自己的事業，但對於一般的加工業，我希望他們仍留在歐洲。”古維尼爾·莫裏斯（Gouverneur Morris）預見了美國“將湧現出大批機械師和製造商”的時代，可是他和亞曆山大·漢密爾頓的觀點相對孤立，特別是在審視工業革命蓄積的力量對英國造成的影響方麵。馬薩諸塞州的約翰·亞當斯堅持認為土地是唯一真實的財富，相反，讓他感到困惑的是阿比蓋爾（Abigail）對投資有價證券的婦人之見。即便是集商人、科學家和發明家於一身的富蘭克林，也歌頌農業，瞧不起商業。
各行各業都出現了個體企業。中央政府弱化了管治職能，亞當·斯密的放任政策觀念已經紮下根來。1790年，喬治·華盛頓在對國會所做的首次谘文中，建議“對從國外引進新型適用發明的人給予實質性的獎勵”，然而他卻沒能說服國會撥款建立一所國立大學。亞曆山大·漢密爾頓，特別是他在財政部的助理秘書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1755~1824），為獎勵發明和製造業的撥款據理力爭，結果徒勞無獲。有幾個州公開設立獎金，激勵企業引進機械設備或眾所周知的生產線，如梳毛機、硫黃、電線和編織品，可是那些人依然囊中羞澀。同1781到1785年這一時期相比較，1786到1789年授權企業可以融資的數量增加了一倍，但美國產業界仍然缺乏資金，籌措資金的能力不強，整個經濟大環境顯得沉悶不堪。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萎靡不振的美國如何能領導世界蒸汽船行業的發展呢？不錯，1807年，羅伯特·富爾頓推動了處於萌芽狀態的蒸汽船服務業的發展——他采用了英國的瓦特-博爾頓（Watt-Boulton）低壓蒸汽機。然而到了1830年，在繁忙的密西西比河流域行駛的蒸汽船卻采用了美國人自行發明的高壓蒸汽機做動力。確實，地理條件也是蒸汽船得以發展的有利因素。美國密布著大量的內河流域和眾多的湖泊，加上有森林木材持續地用做燃料，比起英國相對狹窄的內河航道，美國蒸汽船的應用空間更加廣闊，英國的河道兩側沒有覆蓋如此多的森林，因此適宜遠航的英國河流不像為驛站馬車修築的快速道路那樣多。但英國當時仍是最主要的海運國，這為蒸汽船主們提供了許多近岸內河航運和橫跨英吉利海峽進行貿易的機會。英國的氣候變化遠不及美國那樣猛烈，而且英國還有製造工藝的改進和金融實力做後盾，這一切無疑有利於蒸汽船業的發展。早在1788年，威廉·賽明頓（William Symington，1763~1831）駕駛一艘由他自己設計發動機的蒸汽船沿河上行，連續行駛到了蘇格蘭的一個觀光湖泊。1803年，賽明頓在資金斷絕的情況下失去了研製蒸汽船的興趣，這再次說明個體在蒸汽船發展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