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開始於南北戰爭結束、第二次工業革命剛起步的時候，由機械時代過渡到了電氣時代。如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說，這個國家從“民俗文化”過渡到“大眾化”。數百萬帶有變革本能的移民接踵而至，與此同時，美國的企業成長為國際商務的主宰。通常認為在這個時代，研究的主要推動力源自那些附屬於大公司、政府和大學院係的研發實驗室的專家之手，其實，個人創新者仍然為數眾多。他們大部分獨立地開展科學和理論知識研究工作，他們在複雜的組織中取得了長足進步（福特和IBM章節有所敘述）。
第三篇的主題是數字時代，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一直到現在，智能技術變得至高無上。帶著對20世紀60年代加州嬉皮士的輕蔑，戈登·摩爾（Gordon Moore）這位矽穀的創新者評價道：“我們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是對的。美國已經變成了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所說的一個浮現中的“創業型社會”，這是由摩爾和其他人創立起來的信息/服務經濟。商業結構趨於更扁平的網絡結構，而不是更深的層級結構。大規模生產正在進化成大規模定製，“生活品位”營銷正在替代基於市場細分的營銷，美國由此進入了一個良性循環的階段。垂直產業模式瓦解，互聯網正在為無數更小的企業和個人創新提供便利。
在我的調查中錯過了一支創新力量：政府。在安·蘭德（Ayn Rand）著名的小說中，創業者的形象得到了世人的認可，他抓住了美國人的商業想象力。那些理想中有真理，但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激發的創造力究竟有多大總是讓人看不清楚。政府贈地和政府貸款，對建設州際鐵路和高速公路必不可少。晶體管發明後，龐大的美國政府始終支持半導體產業的研究保持世界領先。而美國國防部首創了互聯網。
把政府所完成的這類工作梳理出來，寫進這本書中，看看政府的創新形象，的確充滿誘惑，不過這是另一本書的事。這裏記錄的男男女女都是在商場上冒險的創新者。盡管如此，所有我們這些人，成千上萬致力於創新或支持創新的美國人，都是開明、能動的公共領域的受益者。佛蒙特州參議員賈斯汀·史密斯·摩利爾（Justin Smith Morrill，1810~1898），15歲被迫輟學，他提出的兩項“贈地法案”分別於1862年和1880年通過，聯邦政府贈與各州數百萬英畝的土地，建立教授農業和工程等應用型知識的高等學校（這比歐洲大學承認工程學作為一門專業要早很多年）。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哈裏·科爾默裏（Harry Colmery）、密西西比州的國會議員約翰·蘭金（John Rankin）和馬薩諸塞州的國會議員伊迪斯·羅斯·羅傑斯（Edith Nourse Rodgers）一起提議的《退伍軍人法》，於1944年由羅斯福總統簽署執行。該法案所帶來的個人價值實現和美國的繁榮在湯姆·布羅考（Tom Brokaw）的著作《美國最偉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中受到極大讚美。肯·奧爾森是退伍軍人，還有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他們是電腦鼠標和圖形界麵軟件的先鋒。那時，有200萬退伍軍人轉業，很多人成了工程師、科學家和經理人，而高等教育在英國仍受到過度約束，他們仍在強調藝術。在那時，隻有極少數人——約占人口的2%——能上大學，《時代》雜誌報道說，社會各界開放大學校門的提議激怒了高等院校，“更多意味著更糟”成為精英們的戰鬥口號。貴族觀念給英國的創新潛能帶來了極大的傷害。
機會均等形式下的民主更可行。當然，美國人民是不折不扣的創新者，他們的信仰反映在其所建立和維持的政治製度、文化製度和商業製度上。我這本分析型傳記中的創新者，是生生不息的革命舞台上的演員。下一個舞台要思索的主題可能是納米科技、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廉價可生能源，所有這些聽起來讓人振奮，然而創新的曆史教育我們，最偉大的創新是不可預見的。卡內基基金會大名鼎鼎的總裁凱瑞爾·P·哈斯金斯（Caryl P.Haskins）想起1965年提交給總統的一份報告中提及：“直到1929年人們仍普遍認為銀河係就是宇宙的全部，而我們都了解到我們所在的星係實際上隻是數百萬甚至數十億個這樣的星係中的一個，了解到宇宙在膨脹是最近10年的事情；1920年，甚至到了1950年，我們都對此知之甚少。”從這點上說，我們與那些在1607年第一次踏上詹姆斯敦海灘的男男女女身處同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