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39年，劉易斯心煩意亂，他發現東飄西蕩的阿瑟又在隨意賒賬。他寫道：“信用方式於人們的諸多習慣和道德是一種敗壞，對社區和國家也不利。”他極力鼓吹要抵製這種趨勢。而現實情況是：交易中現金太少，而對現金的需求又太大。當時的國家貨幣是黃金和銀幣，以及各州特許銀行發行的鈔票，但還沒有統一的美元，流通領域簡直沒有足夠的貨幣去為快速發展中的美國提供資金。每個人都需要信用來彌合資金上的時間差：種植與收獲、投資建廠與產出後的現金回籠、在紐約進貨和數月後在千裏之外銷售等等。美帝國的擴張和西部的開放，意味著那些希望把握大好時機發財致富的城市大商家們，可以不再把他們自己的交易圈子局限在親戚和可信賴的朋友之間。如此一來，原本做生意是仰仗普通的風俗習慣，而現在則需要仰仗信用，以此為所有的商家提供交易便利，這些商家包括零售商、批發商、製造商、中間商和授權代理商等等。在以前，生意人出門多帶有推薦信，推薦信多由牧師、銀行家和退休法官執筆，與之做買賣的人都要祈禱推薦信的可靠性。債權人無力核實債務人的信息，在經濟繁榮時期，他們傾向於盲目相信債務人。當你身邊的競爭對手跟你搶生意時，你為什麼不冒險賒銷呢？在1827年，紐約的一夥批發商派遣謝爾登·P·丘奇（Sheldon P.Church）到各地去收集關於商家生存能力的信息，但是他的年度總結報告不夠及時，也不夠全麵。
劉易斯於1841年在給表弟的信中寫道：“在53歲時，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劉易斯開始更加嚴格地甄別在商鋪賒賬的申請人，並保存這些人的信譽評價檔案。中間商們意識到劉易斯的專家評價極有價值，開始順便走訪詢問他知道的情況，比如有人問及一位在舊金山的酒吧老板的情況，劉易斯可能會說這個人的房子值不了多少錢，這個人酗酒，把酒吧的酒喝得太多，不是一個可靠的債務人。可能有這麼一個時刻，當某個債權人從被詐騙的旋渦中被搭救出來，以某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解脫感，這一刻深深地印在了劉易斯的腦海裏。他從沒有詳盡地闡述過這一刻，不過當他意識到詢問者準備為他提供的各種信息支付酬金時，他肯定就有了靈感：如果組建一個信息采集網絡，他就能收集到更多信息，賺更多錢。他有一個現成的網絡！全國各地到處都有他的反奴主義支持者，各地的教堂都有他的朋友，其中不少人還是律師。他可以雇用這些人做信息員，他給信息員的報酬可以很少，甚至不給，而這些信息員則要承諾把他推薦給權利受到不法侵害的債權人。
劉易斯對自己的構想有足夠的信心，他決定離開阿瑟生意很慘淡的商鋪，自己創立一個機構，用來監視盡可能多的商家的信譽。這對拓展商務規模非常有利，因為他可以把同樣的信息出售給大量的債權人，當然，追求誠實守信也是為上帝服務。阿瑟極力勸阻他的兄長不要去冒這個險，他預言劉易斯很快就會破產。劉易斯則確信他的計劃可以吸引無數的商家。這些商家都麵臨壞賬風險，又負擔不起親自去調查對方信用的費用。劉易斯把自己所有的21000美元用於新機構的創建。他的商業計劃是：向小商號每年收取50美元的費用，向大公司每年收取300美元的費用，如此一來，隻要有數百家注冊用戶他就能贏利。就商業周期而言，他的贏利模式也無懈可擊。在給侄子的信中，他激動地寫道：“在生意興隆時，那些公司覺得自己有能力支付這筆信息費；在不景氣時，他們會發現必須支付這筆信息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