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夏天，商業征信所（Mercantile Agency）誕生了。它將成長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第三方信用報告網絡。
這份商業計劃的原創性在曆史上也遭到了質疑。金融史學家詹姆斯·D·諾裏斯（James D.Norris）提出，劉易斯從一個早在6年前成立的“格瑞芬-克利夫蘭-坎貝爾律師事務所”（Griffen，Cleaveland and Campbell）那裏借鑒了其商業模式的細節。該事務所在1835年宣稱他們已經組織起全紐約州的律師為商家提供報告，已經有100個注冊商家正在接受他們的服務。劉易斯清楚這家公司的情況，他在招股說明書中轉彎抹角地指出該事務所的“錯誤”，並於1842年購買了該事務所的資料。不過，這絲毫不能抹殺他的創新功績，好比富爾頓、萊特兄弟、亨利·福特站在蒸汽船、飛機以及汽車的早期實驗者的肩膀上完成創新一樣。不管他的靈感來自何處，塔潘是創新者，因為是他使這個構想得以有效運作。他發展了一個複雜的組織，並對其實施有效管理；他把30年的從商經驗帶進這個組織；他將自己的誠實廉正灌輸到組織中；當事業舉步維艱時，是他在堅持，他還保證不讓這項事業毀在自己手裏。正如詹姆斯·諾裏斯所寫，商業征信所獲得了成功，因為劉易斯“把自己富有遠見的改革精神與精明的北方佬的務實作風結合到了一起”。
首要的問題是要找到並培訓信息員，這對劉易斯的技能與決心是個考驗。他在1841年8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最近兩個月以來，我一直都很忙——每天工作近10小時，這讓我的眼睛很難受。”他在南方遭到冷遇，而在東部和中西部，他的廢奴戰友們帶給他一個良好的開端。他得以招募到波士頓的埃利斯·格雷·羅林（Ellis Gray Loring）、康涅狄格州的羅傑·謝爾曼·鮑爾溫（Roger Sherman Baldwin）、密歇根州的詹姆斯·G·伯尼（James G.Birney，1840年和1844年自由黨總統候選人）、俄亥俄州的薩蒙·P·蔡斯（Salmon P.Chase，後來擔任林肯的戰時內閣財政部長和最高法院6大首席法官之一），還有林肯，當時他還是伊利諾伊州斯普林菲爾德的一名年輕律師，他是一名早期的信息員。（對一個雜貨店，林肯報告說他有一個便利的渠道，“可以保證有效監視”。）林肯遇刺的第二天，一個職員在林肯工作過的律師事務所靠近門口的邊框上寫了一篇悼詞，這個匿名的職員畫了一張畫，畫中低垂的柳枝在墓碑上搭成一個十字架的形狀，並寫道：“這個辦公室擁有老亞伯做信息員時的光輝榮耀。”後來的信息員包括三位未來的總統，他們是：尤利西斯·S·格蘭特（Ulysses S.Grant）、格羅弗·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格蘭特曾是一個在法庭做書記員的年輕律師，他當時除了一把辦公椅、一隻用來裝東西的桶和一個賢惠的妻子以外，什麼都沒有。雖然貧窮，但大家對他的能力和誌氣評價很高。）
劉易斯想了解評估對象的資產淨值和一般商業前景，他非常強調個人品質，並把它作為最重要的評估標準。酗酒和賭博都要作為危險點清楚地說明，而通奸則無足輕重，除非債務人哭窮而又在別處包養情婦。
塔潘的早期“間諜”之一——亞伯拉罕·林肯律師。
商業征信所於1841年8月1日在《紐約商業顧問報》（New York Commercial Adviser）上通過一則廣告宣告成立。從這一天起，劉易斯這個創新者就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在麻木不仁者與嫉妒者的陣陣槍林彈雨中前行。他是第一個被譴責為隱私侵犯者的重要人物。詹姆斯·戈登·貝內特（James Gordon Bennett）的《紐約前鋒報》（New York Herald）嘲笑塔潘的征信所是“一間隻關心他人的生意而不關心自己生意的辦公室”。一位擁護奴隸製的南方律師，在紐約最大的報紙《詢問快報》（Courier and Enquirer）上大肆宣揚說自己曾被劉易斯要求去做間諜，“甚至連奴隸都不屑做這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