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迪生是一流的創新者，更準確地說，他是創新活動的經理人。本書中描寫的每個人物都有其創新的基礎，以及一條脈絡。愛迪生卻有很多創新，其中或多或少都成功地把發明的手段和創新的事業結合在了一起。“隻有萊昂納多·達·芬奇才令人印象深刻地喚醒發明的精神，”曆史學家托馬斯·休斯（Thomas Hughes）寫道，“但是，萊昂納多不像愛迪生，他隻是建構了幾個光輝的概念。”清教徒們可能會反駁說，萊昂納多是靠自己，而愛迪生卻任用著一群聰明人——但那是多麼明智的想法啊！一個人不能奢望在當時的條件下及時了解到所有科學知識的新成就、大量的新技術和新材料。因此，1870年後的幾十年中，當製造業工業化取代機器工廠文化的時候，令人欽佩和讚賞的是有從容而謹慎的生產意圖，以一種有組織的方式投資並重視多學科的研究。美國在快進入新世紀時超過英國成為最強大的工業大國，其背後的推動力很大部分是來源於研究與發展的文化。在愛迪生出生的1847年隻有495位發明家獲得專利；而在他40歲那年，他的公司已經有2萬人服務於他的專利。
4歲的愛迪生：母親和大姐瑪麗恩眼中的“小阿爾”。
愛迪生何以有如此高的天賦？
小阿爾，那時人們這樣叫他，在學校表現不好。8歲時，聽見老師把他說成是“一個頭腦糊塗的人”時，他流下了眼淚。他的父親認為他很笨：“老師說他隻能成為一個普通人，別指望他會成為學者。”愛迪生本人也記得：“我總是班上最差的一個，我覺得老師沒有同情過我。”他一生都對學校的正規教育不屑。部分原因是得過幾次傳染病，其中一次還嚴重損傷了他的聽力，使他有好幾年沒上成公立學校，而他的父親沒能及時把學費交給一所私立的補習學校。他本質上也是個拒絕任何機械學習的人，隻有通過親自動手才能真正理解。不過，這種對實驗的偏愛讓他嚐到了皮肉之苦：在1853年的一個早晨，站在他的出生地俄亥俄州米蘭市的鵝卵石鋪成的廣場上受到了父親的鞭打，原因是他在家裏的穀倉裏放了一把火，穀倉化為了灰燼，“隻是為了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狀況”。
他的父親山姆是個英俊的萬事通，一位有荷蘭血統的美國人，更是一個反對偶像崇拜的人，在1836～1837年間一次大型反對君權的造反後，他不得不逃到加拿大。山姆·愛迪生先後做過水手、裁縫、木匠、旅店老板、磨坊主，在1854年帶著一家三口（家人數量因途中死亡而減少）遷移到密歇根州休倫港，到住在租來的一座較大的房子時，他又成了燈塔看守人。他有無數的發財計劃，但都沒有怎麼成功過；雖然可以由此說阿爾在貧窮中長大，但實際上，除了偶爾會欠債以外，這個小家庭的日子還是過得很舒服的。當眾打兒子似乎說明他是個殘忍的人，但其實他不是。犯了錯誤的孩子經常會受到父親們的鞭打，母親們也會這樣做。其實，山姆是一位相當隨和的父親，但很自然的是，他發現自己也很難理解他兒子一會兒有湯姆·索亞那種淘氣似的快樂情緒，一會兒又完全是僧侶入定似的氣質。一次，阿爾看到和他一起在小河裏遊泳的一個夥伴消失了，但他回到家中卻對此事隻字不提，而當全鎮的人都提著燈尋找這個溺水的孩子時，他才感到困惑，同時也很慚愧。對於自己的反應總是“慢一拍”，愛迪生自己也總是很難理解。當一位丈夫、一位6個懵懂孩子的父親在眾人刺目的注視下可能名譽掃地時，體諒孩子的感情便不再是他的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