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和商業注定要對愛迪生的名譽形成兩麵夾擊。旋轉磁場的發現者、卓越而偏執的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1857～1943）改變了鄙視某種科學的成見。他的多相交流發電機被威斯汀豪斯在1895年應用在尼亞加拉大瀑布以譜寫發電的史詩，它傳送了25英裏的電來讓布法羅的有軌電車得以運行。“如果愛迪生一定要在草垛裏尋針的話，”曾在門洛帕克待過的特斯拉說，“他就要以蜜蜂的勤奮來一根接著一根地檢視稻草。看到了他的這種做法，我很遺憾，其實隻需少許理論和計算就能讓他省掉90%的辛苦工作。”愛迪生本人引起了別人的關注，有人認為他就是個拙劣的工人。“一位科學家如果隻是忙於自己的理念，”他宣稱，“那他就是不切實際的人，而一位發明家首先是切合實際的。這是兩種如此不同的心理傾向，我想兩者不可能很好地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正如傳記作家馬修·約瑟夫森指出的那樣，在對愛迪生的記錄本的檢視中，顯示出他有“對當時的科學原理的廣泛了解，以及對科學實驗方法的驚人忠實”。約瑟夫·亨利（Joseph Henry）這位當時成就非凡的純理論科學家，稱愛迪生“不管在本國還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有獨創性的發明家”，他下定論時向來都是很嚴謹的。在本質上，這並不會有損於亨利對愛迪生發明前景看好。嚴格地說，愛迪生從隨便的寫畫中發明的隻有一件裝置——當然不是白熾燈，而是留聲機。在1093項專利中有幾百項是在發明時要改進的而實際上已經在使用的——這是一個基本的創新的過程。特斯拉沒有提到愛迪生更大的優點——雖然他發明的方法好像一次次地顯得很隨意，但他創新的方法，創造新工業的方法，卻是係統而全麵的。弗朗西斯·傑厄做出了明顯更具傷害性的蔑視。他曾一度喜歡又一度不喜歡他的老板。他以否定的口吻說道：“愛迪生其實是個集體名詞，意思是指許多人的工作。”實際上人們還記得那張1888年著名的照片，拿破侖似的愛迪生在他的留聲機上精神消沉孤獨的發明家的形象，與全盛時的愛迪生形成鮮明對比。在他作為發明家的一生中，他精力充沛地衝在化學家、科學家、數學家、工程師和與他一樣憑直覺工作的人組成的大軍前麵；他付報酬給他們，帶領他們進行研究、修理、革新和發明。在其他慶祝留聲機誕生的場麵的照片刻畫了7位與愛迪生合影的助手的樣子，但是這些集體照片都鮮有公開，這定格了那些歡呼著“我找到了”的寂寞發明家們的樣子。愛迪生的專利沒有記錄那些合作者的名字，如果這些專利是在現在的合作研究的實驗室出的，他們的名字就會一起被寫入專利。愛迪生以慷慨的股份和專利權使用費來回報他的助手們，雖然他總是提防著別人分享他的榮譽。然而，要是沒有愛迪生創造性的想法、探索、指引和挑戰，那些已有的發明中就沒有一個會出現。離開了愛迪生的磁力軌道線，那些主要的長期合作者（巴奇勒、厄普頓和迪克森）中沒有一個人能製造出任何有意義的東西來。如果說愛迪生是位寂寞的發明家是過分讚揚他的話，那說他是商人就有失公允。他後天形成的智慧的一部分，是他太專注於他的發明，以致不能把任何事都管理好。亨利·福特是他年長的朋友，他對愛迪生很敬畏，以至於他總是叫他“愛迪生先生”，但他還是說愛迪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家，也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商人。這是探察病人式的耐人尋味的話。現代管理的權威彼得·德魯克說過類似的話，把愛迪生和那些揮霍的互聯網公司對比，突出了愛迪生作為一個對金錢沒有頭腦和滿不在乎的發明家的形象。福特和德魯克都是熟悉商業世界的人，不過他們的聲明還是具有目的性的。
各個愛迪生公司都失敗了，但是他繼續突出重圍，在科學研究——也有市場研究——的基礎上開始了冒險的新事業，盡管與現代比較起來他可使用的工具比較原始。在羅伯特·科羅特的生動比喻中，愛迪生是那些沒有成見的新大陸的發現者。即便有時候他航行得太遠而不著邊際，那也是他的一種探險。愛迪生的成功多於失敗。他在商業上的失策，比起他從商業的角度給電氣化的城市帶來財富的情況來說，是微不足道的：在他去世時基於他的見識建立起來的和他經營的公司價值可達到150億美元。那時世界上沒有其他哪個地方的商人能做到愛迪生在1881年1月28日秘密的經濟嚐試中所做到的事：一直工作，直到資本、設備、勞動力、能耗和能讓425盞燈亮12個小時的煤炭的成本達到最低。愛迪生對電燈的使用成本以美分計算，這是世界得以電氣化的基礎。傳記作家馬修·約瑟夫森毫不渲染地寫到，甚至當愛迪生比財迷心竅的金融家們能更多地享受生活時，即便是作為副業，他也成功地“以30種不同的方式創辦了家庭產業，其年總銷售額在他的暮年達到了2000萬～2700萬美元”，到1914年在他的西奧蘭治附近的工廠裏雇用了大約36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