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諾貝爾獎委員會無視他在20世紀70年代的貢獻，他的成就仍不斷贏得喝彩——1988年裏根總統頒發的美國國家科技獎章，2003年經濟學人創新獎，2004年富蘭克林學會鮑爾獎。
達馬迪安來自紐約市昆士區的一個工人階級家庭，父親是亞美尼亞人，母親有一半亞美尼亞血統，一半法國血統。他的父親是《紐約世界報》（後來的《世界電訊報》）的一名照相凸版印刷工；1895~1918年，奧斯曼帝國種族大屠殺期間，亞美尼亞人陸續被送出境，他和妻子差一點沒有逃脫。他的雙親都喜歡拉小提琴，雷蒙德8歲就精於此道，後來他被茱利亞音樂學院接收，這是一所相當出色的公立學校。他夢想成為一名小提琴獨奏演員。
他15歲時麵臨著學業的選擇。在森林山中學，他的數學和科學成績優異，贏得了福特獎學金，這讓他可以在完成中學學業之前提前升入大學學習——如此一來，他就不可能成為職業音樂家。茱利亞音樂學院的建議是，他可以從業於管弦樂隊，但樂隊未必會為他安排一個獨奏者的位置。於是，他選擇了威斯康星大學，主修數學，輔修化學。
達馬迪安10歲時，其祖母死於癌症，這對他觸動很大，他下定決心要找出治愈癌症之道，為此，他繼續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取得了醫學學位，這是耶西華大學新組建的學院。他靠暑期在西漢普頓的朱恩德克大酒店做網球陪練賺取學費——他球技高超。他的音樂技能也派上了用場，他每天黃昏都用吉他為一位名叫唐娜·特麗（Donna Terry）的女子彈唱愛情小夜曲。她發覺他“頗有趣”。1960年，達馬迪安從醫學院畢業時，他們喜結良緣，隨著他畢業分配到金斯縣醫院，在布魯克林的下州醫學中心（Downstate Medical Center）任實習醫生時，特麗看到了他的另一麵。“我記得有一次我晚上醒來，看到他心事重重，用膝蓋把枕頭踮來踮去。”她告訴傳記作家桑尼·克萊因菲爾德（Sonny Kleinfield），“他夢到有患者心髒停搏，他正在努力使患者恢複心跳。他的工作就是這麼緊張。”
最令他魂牽夢繞的醫學之謎，是腎髒如何調節血流中鈉的含量。在攻讀博士後期間，他先就讀於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隨後在哈佛大學，後來被挑選進得克薩斯布魯克斯空軍基地的航空航天醫學院。他對當時還處於理論探索階段的“鈉泵”展開研究，這種生理機製不斷將細胞內的鈉移出細胞膜外，同時將細胞外的鉀移入細胞膜內。他毫無結果的研究引領他開始閱讀吉爾伯特·林（Gilbert Ling）的著述。林是一位有爭議的心理學者，他錯誤地主張鈉泵並不存在。然而，對於創新而言，即便錯誤的想法也會有用。林恰當推論，健康細胞與癌細胞中水的結構是不同的，這推動達馬迪安邁出了至關緊要的一步。在他的醫學領域之外，他隨手翻閱的一些化學著述讓他意識到，人類有可能通過檢查細胞的化學成分把癌細胞從正常細胞中區分出來，以替代用顯微鏡觀察細胞形狀的方法。大家知道癌細胞調節其鉀鈉濃度的生理機製與正常細胞不同。接下來的挑戰是找出最有效的途徑測度這些要素。
1967年，他作為助理教授回到下州醫學中心，在醫學係生物物理實驗室繼續做鉀的實驗，幫助兩名學生完成其博士課題：通過調節化學物質攝取量來控製細菌數量的增減。這兩名學生就是邁克爾·戈德史密斯（Michael Goldsmith）和拉裏·明可夫（Larry Minkoff）。留胡子的戈德史密斯是一個身材魁偉、性格敏感的人，與瘦小刻薄的明可夫在學術水平上不相上下。明可夫的胸部成像後來成為MRI曆史上重要的生理學資料。1969年4月，達馬迪安去大西洋城參加美國實驗生物學會聯合會的研討會，他在那裏遇到了醫學博士、物理學家弗裏曼·科普（Freeman Cope）。科普將對MRI作出重大貢獻，正如1972年赫伯特·博耶在夏威夷遇見塞繆爾·科恩對生物科技的意義一樣重大。科普是林的信徒，他已經用磁譜儀測度過了大腦和腎中的鈉，儀器是從核磁共振專營公司（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ialties Corporation，簡稱NMR專營公司）借來的，這家公司位於新肯辛頓，離匹茲堡不遠，當時是一家僅有30名員工的艱苦奮鬥的小公司。達馬迪安第一次接觸NMR是在哈佛大學，在那裏他學習了量子力學方麵的課程，該課程由愛德華·珀塞爾授課。珀塞爾與斯坦福大學的菲利克斯·布洛赫分享了1952年的諾貝爾獎。珀塞爾和布洛赫發展了哥倫比亞物理學家伊西多·艾薩克·拉比的理論。1938年，拉比發現在一個強磁場中，任意旋轉的原子核通常順著磁場方向平行排列或逆磁場方向平行排列；而施加無線電波之後，則能使原子核的朝向發生翻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