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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的大腦：被重塑著，被折磨著
本書已經有很長的篇幅不使用第一人稱了，現在是該“我”再次短暫現身的時候了。我在前麵幾章中已經拖著你穿越了很大的時空範圍，我對你能跟著我堅持到現在的堅韌精神十分欣賞。你剛才所經過的道路，與我在試圖搞清楚自己頭腦內部所發生變化的過程中所走的正是同一條路。在神經可塑性科學和智力技術進步這兩個領域鑽研得越深入，我就越清醒地認識到：隻有在智力發展史的全麵背景下來觀察，才能對互聯網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作出正確判斷。互聯網是一項革命性的技術，在眾多影響人類思維模式的工具當中，互聯網是最新出現的一種工具，這是對它的最佳理解。
現在，我們麵臨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使用互聯網會對我們大腦的工作方式帶來什麼樣的實際影響這個問題上，科學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毫無疑問，這個問題將會是未來大量科學研究的主題。不過，我們已經了解或者說可以總結的內容也有很多。新的研究結論甚至比我猜想的結果更加令人不安。心理學家、神經生物學家、教育專家以及網站設計人員進行了很多不同研究，這些研究都指向同一個結論：當我們上網的時候，就進入了一個鼓勵粗略閱讀、三心二意、膚淺學習的環境。上網時也存在深入思考的可能，就像讀書時也存在淺層思考的可能性一樣，不過，互聯網這種技術鼓勵的可不是那種深層的思考。
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在了解我們今天對大腦可塑性的認識之後，假如你打算發明一種傳媒技術，並希望這種傳媒盡可能迅速、徹底地重新排列我們的神經回路，你最終設計出來的東西，無論外觀還是工作方式，可能都會跟互聯網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不僅僅是我們將會習慣甚至癡迷於使用互聯網的問題。問題在於，互聯網精確地釋放出某種類型的感官刺激和認知刺激——反複的、高強度的、交互式的、使人上癮的，這種刺激已經導致大腦神經回路和大腦功能發生了強烈而迅速的改變。除了字母和數字之外，互聯網可能是引起大腦改變的唯一一項最有力的通用技術。最起碼是自有書籍以來最有力的一項技術。
一天當中，我們當中的大部分人花在網上的時間不少於兩個小時，有時候還要長得多。上網期間，我們通常會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相同或類似的動作，動作的速度一般都很快，這些動作通常是對通過顯示屏或揚聲器發出的提示性信息所作出的反應。有些動作是肢體行為：敲擊電腦鍵盤；拖著鼠標點擊右鍵或左鍵，要不就是旋轉鼠標轉輪；用指尖在寫字板上劃過；用拇指在黑莓手機的實際鍵盤或虛擬鍵盤上點擊一篇文章；點擊iPhone、iPod、iPad等設備觸摸屏上的一個個圖標，在“場景”模式和“肖像”模式之間來回切換。
在我們做出這些動作的過程中，互聯網會向我們大腦中的視覺皮層、觸覺皮層和聽覺皮層發送穩定的刺激輸入流。我們點擊鼠標、滾動轉輪、敲擊鍵盤、觸摸屏幕的時候，會有通過手和指尖傳來的感覺產生。同樣，新郵件到達、即時消息傳來、手機振鈴等發出的聲音會通過耳朵發出聽覺信號以提醒我們這些事件的發生。當然，在我們暢遊網絡世界的時候，會有無窮無盡的視覺信號從我們的視網膜上閃過：除了變化不停的文字、圖片和視頻內容，還有畫線或彩色文字標出的超鏈接、隨不同功能變換形狀的光標符號、以粗黑字體顯示的新到電子郵件的標題、等著你去點擊的虛擬按鈕、敬候你去拖動的各式圖標及其他屏幕元素、需要一一填寫的網絡表格、等待閱讀或刪除的彈出式廣告和窗口。到目前為止，除嗅覺和味覺外，互聯網動員我們所有的感官參與進來，而且是讓這些感官同時參與活動。
互聯網還提供了一個高速傳遞響應和回報的係統，用心理學術語來說就是“正強化”，這個係統鼓勵肢體行為和精神行為的重複進行。我們點擊一個鏈接，就獲得了一些可用來查看和評價的新內容。我們在穀歌搜索引擎上搜索一個關鍵詞，眨眼之間就得到了一個有趣信息的列表，可以讓我們加以評判。我們發送一篇文檔、一條信息或者一封電子郵件，經常是分秒之間就能收到回複。我們使用Facebook之類的社交網站，可以吸引結交新朋友，也可以跟老朋友加強聯係。我們通過Twitter發送信息，可以贏得新的追捧者。我們寫博文，可以吸引來自讀者的評論，也可以被別的博主加為鏈接。互聯網具有交互性，為我們提供了功能強大的新型工具，可以用來查找信息、表達自我，也可以跟別人交談、結識。與此同時，互聯網也把我們變成了實驗室裏的小白鼠，為了得到社會營養或智力營養的小藥丸，堅持不懈地壓動杠杆。
互聯網以遠超過電視、廣播和報紙的強迫性，牢牢掌控著我們的注意力。觀察一下這樣的情景：小孩子給他的朋友發送手機短信，大學生在Facebook網站頁麵上查找新消息和新請求，商務人士在黑莓手機上瀏覽電子郵件。或者你也可以現身說法，考慮一下你在穀歌搜索引擎中輸入關鍵詞，然後點擊各個鏈接查看的情形。你所看到的是一個被傳媒深深吸引的頭腦。我們上網的時候，常常會把身邊的其他事情忘得一幹二淨。就在我們忙於處理通過電腦傳送過來的各種符號和感官刺激的過程中，現實世界不斷向後退卻。
互聯網具有的交互性同樣也放大了這種效應。由於我們通常是在一種社會環境中使用電腦，比如用來跟朋友和同事交談，或者用來製作自己的“個人簡曆”，或者通過博文和個人主頁更新發布自己的思想，因此我們的社會地位總是處在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展開的競賽之中，從而也就總是充滿風險。結果就是個人的自我意識——有時候甚至是恐懼意識——加劇了我們沉溺於網絡的強烈程度。這對每一個人而言都是千真萬確的，對年輕人尤其如此，他們往往更多地使用手機和電腦發送信息。今天的青少年在不睡覺的時候，平均每隔幾分鍾就會發送或接收一條信息。心理醫學家邁克爾·哈斯烏爾（Michael Hausauer）發現，青少年和年齡更大一些的成年人“對同齡人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具有令人震驚的強烈興趣，同時，他們對遠離這個圈子表現出一種令人震驚的焦慮”。
對互聯網的使用涉及許多似是而非的悖論。其中，必將對我們的思維方式產生長遠影響的一個最大的悖論是：互聯網吸引我們的注意力，隻是為了分散我們的注意力。我們全神貫注於傳媒本身，專心致誌地盯著忽明忽暗的屏幕，可是通過屏幕快速傳來的各種信息和刺激讓我們眼花繚亂，心神不寧。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隻要我們一上網，互聯網就會對我們產生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誘惑。人類“想獲取更多的信息，想留下更多的印象，想擁有更複雜的特性”，瑞典神經學家托克爾·科林博格（Torkel Klingberg）如是說。我們傾向於“尋找那種需要多種功能同時運行的情形，或者是被信息完全淹沒的場景”。對於我們渴望被淹沒於精神刺激的強烈願望，如果說印刷書籍的緩慢進展令人沮喪，那麼互聯網則滿足了這個心願。較之曆史上所有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技術，互聯網給我們帶來的讓人分神的內容實在是太多了。就在互聯網向我們呈上信息盛宴的同時，它也把我們帶回了徹頭徹尾的精力分散的天然狀態。
精力分散並不一定都是壞事。大部分人從自身經驗中了解到，如果我們過分專注於一個棘手的問題，可能會陷入一種思維定勢。如此一來，我們的思路就會變窄，徒勞無功地苦苦思索，結果總是提不出新想法。可是如果把問題暫時放下，“留待明天解決”，等我們回頭拾起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經常會有新的視角，創造性隨之迸發。荷蘭心理學家艾普·迪克特赫斯是內梅亨大學潛意識實驗室主任，他的研究結果表明：注意力出現中斷，可以讓我們在潛意識層麵思考問題，從而獲取有意識地考慮問題時難以獲得的信息和無法開展的認知過程。他的研究揭示出，如果我們把注意力從一個極其困難的思想挑戰上轉移開一段時間，通常可以作出更好的決定。可是迪克特赫斯的研究同時也表明：在我們對問題進行有意識的明確定義之前，潛意識的思考過程並不會涉及這個問題。迪克特赫斯寫道，如果我們頭腦中沒有一個特定的智力活動目標，“潛意識的思考就不會出現”。
互聯網所鼓勵的持續不斷的精力分散，借用艾略特在《四個四重奏》中的說法，就是“一次接一次的走神造成的分神”狀態，與暫時性的分神截然不同，後者是我們在權衡利弊從而作出決定的過程中有目的地分散精力，它可以讓我們的思維重新恢複活力。互聯網發出的各種刺激性雜音，既造成了有意識思維的短路，也造成了潛意識思維的短路，因而既阻礙我們進行深入思考，也阻礙我們進行創造性思考。我們的大腦變成了簡單的信號處理器，不斷地把信息迅速轉變成意識。
2005年，邁克爾·梅爾則尼奇在接受訪談的時候表達了自己對互聯網強大威力的反思，這種威力給我們的神經結構帶來的不是輕微變化，而是根本性改變。他注意到“每次學會一項新技能或者練就一種新能力，我們的大腦在結構和功能兩個方麵都會發生相當程度的改變”，因此他把互聯網描述為一係列“現代文化專業化進程”的最新發展，“可以重複‘練習’數百萬次的事件，1 000年前的人是絕對沒有機會接觸的”。他得出的結論是“這種影響對我們的大腦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梅爾則尼奇在2008年的一篇博文中又談到這個主題，他再次強調了他的觀點。他發現我們的頭腦會“強化那些經過大量練習的特殊過程”，進而寫道，“當文化驅動我們的用腦方式發生變化的時候，這種變化就會造就‘不同’的大腦”。盡管他承認現在很難想象沒有互聯網、沒有搜索引擎的生活情形，但他強調說：“互聯網的大量應用造成了神經學後果。”
我們因為上網而不再做的事也會產生神經學結果。正如同步放電的神經元會連接在一起，不同步放電的神經元就不會連接在一起。由於瀏覽網頁擠占了我們用來讀書的時間，由於收發短信擠占了我們用來遣詞造句的時間，由於在網絡鏈接中不斷跳轉擠占了我們用來沉思冥想的時間，原本用來支持舊有智力功能和精神追求的神經回路逐漸弱化，並且開始分崩離析。大腦會回收那些閑置不用的神經細胞和神經突觸，將其用於其他更迫切的工作。我們會獲得新的技能和新的視角，可是舊的技能和視角也會因此而喪失。
蓋瑞·斯默爾（Gary Small）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學教授，兼任該校記憶與退化中心主任。斯默爾一直從事數字傳媒帶來的生理學效應和神經學效應的研究，他的研究發現為梅爾則尼奇認為互聯網造成大腦廣泛變化的觀點提供了支持依據。他說：“當前出現了數字技術的大爆炸，這不僅在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而且還迅速而深刻地改變著我們的大腦。”計算機、智能手機、搜索引擎以及其他類似工具的日常使用“刺激了大腦細胞的改變和神經遞質的釋放，在逐步強化大腦當中新的神經通路的同時，也在弱化那些舊的神經通路”。
2008年，斯默爾與兩位同事一道開展了針對互聯網應用造成影響的首次實驗，該實驗結果表明，為適應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人腦正在發生變化。研究人員征集了24個誌願者，其中12個是經驗豐富的網民，另外12個是網絡新手，在他們利用穀歌搜索引擎進行搜索的時候，研究人員對他們的大腦進行掃描。（由於核磁共振成像儀內部無法容納計算機設備，他們為實驗對象配備了一副專門的眼鏡，把網頁內容投映到眼鏡上，還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手持式觸摸板，用來瀏覽網頁。）掃描結果顯示，穀歌搜索經驗豐富的實驗對象的大腦活動要比網絡新手的大腦活動廣泛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熟悉上網的實驗對象使用了大腦左前區域（就是生理學上所說的左前額葉皮層背外側區）中的一個特定神經網絡，而網絡新手在這個區域表現出的大腦活動微乎其微，如果說不是完全沒有的話”。為了檢驗實驗結果，研究人員還讓實驗對象在模擬讀書環節閱讀線性文本，在這個時候，兩組實驗對象的大腦掃描結果沒有表現出大腦活動的顯著差異。顯然，經驗豐富的網民通過大量使用互聯網，建立起了與眾不同的神經通路。
6天之後再次重複這項實驗的時候，實驗結果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出現了。在實驗間隔期間，研究者讓網絡新手每天上網一小時，在互聯網上搜索內容。新的掃描結果顯示，他們原來基本上處於靜止狀態的前額葉大腦皮層現在表現出廣泛的活躍性，就像上網老手大腦活動的情況一樣。斯默爾寫道：“剛剛經過5天練習，網絡新手大腦前部區域同樣的神經通路就變得活躍起來。上網5小時後，網絡新手已經完成了大腦內部的重新布線。”接下來他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的大腦對每天短短一小時的電腦使用如此敏感，當我們把更多的時間用來上網的時候，又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另外一項研究發現讓閱讀網頁和閱讀圖書之間的差異顯露無遺。研究人員發現，跟閱讀紙質圖書相比，當人們在互聯網上進行搜索時，他們表現出一種極為不同的大腦活動模式。在跟語言、記憶和視覺處理相關的大腦區域，讀書人的大腦表現出很大的活躍性，而在大腦前額葉區域，他們大腦的活躍程度不高，這個區域與製定決策和解決問題的功能密切相關。相形之下，當有經驗的網民搜索網頁的時候，在上述各部分大腦區域都表現出廣泛的活躍性。這一結果令人高興的方麵在於，因為上網可以調動如此之多的大腦功能，所以上網可以幫助老年人保持敏銳的思維。斯默爾說，在網上搜索和瀏覽網頁類似於填字遊戲，可以“鍛煉”人的大腦。
至於上網時深度閱讀以及其他需要長時間聚精會神的行為為什麼會變得那麼困難，網民大腦中廣泛的活動情況也指明了個中原因。上網的時候，大腦需要評估網頁鏈接，需要作出相關的瀏覽選擇，同時還得處理目不暇接的感官刺激，這都要求持續不斷地進行精神協調和決策，從而把大腦注意力從解釋文本及其他信息的工作中轉移開來。作為閱讀者，我們不管是在什麼時候遇到一個網頁鏈接，都得稍作停頓，至少也會停頓一瞬間，讓前額葉大腦皮層評估一下是否應該打開這個鏈接。智力資源改變方向，從閱讀文字轉向作判斷，對我們而言是無法察覺的——大腦的運行速度很快。但是，研究已經表明這種活動會阻礙我們對所閱讀內容的理解和記憶，停頓動作頻繁重複的時候，阻礙作用尤其明顯。由於前額葉大腦皮層需要承擔執行功能，因而我們的大腦不光得到了鍛煉，還會變得負擔過重。互聯網把我們真真切切地送回了單詞連寫的時代，在那個時候，讀書是一項勞心費神的認知行為。瑪麗安·沃爾夫說，選擇網上閱讀，我們犧牲了實現深度閱讀所需要的條件。我們回到了“單純的信息解碼”狀態。在全神貫注地深度閱讀時，我們形成了建立豐富的神經連接的能力，現在這種能力基本上被閑置了。
史蒂文·約翰遜在2005年出版的《一切壞事對你都有好處》（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一書中，對從計算機使用者大腦中觀察到的豐富而廣泛的神經活動與圖書閱讀者大腦中表現出來的較輕微的神經活動作了對比。二者比較的結果讓他提出這樣的論點：使用計算機比閱讀圖書產生了更加劇烈的神經刺激。他寫道，神經學證據甚至可以讓人得出“讀書會習慣性地不產生感官刺激”的結論。不過，盡管約翰遜的論斷是對的，但他對大腦活動不同模式的解釋卻會誤導他人。恰恰是讀書“不產生感官刺激”這一事實使得這項活動在智力方麵具有極大的好處。深度閱讀讓我們得以過濾掉那些分散精力的刺激，保證大腦額葉平靜安寧地發揮解決問題的功能，從而使深度閱讀變成了一種深思的形式。博覽群書的讀者擁有一個平和而非喧鬧的頭腦。在神經元的相互連接問題上，認為越多越好的想法是錯誤的。
澳大利亞教育心理學家約翰·斯威勒（John Sweller）30年來一直致力於研究大腦如何處理信息，尤其是我們如何學習。他的研究結果闡明了互聯網及其他傳媒是如何影響我們的思維風格和思維深度的。他解釋說，兩種迥然不同的記憶功能並存於我們的大腦當中：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我們把即時的印象、感覺和思考作為短期記憶存放，這些記憶內容通常隻能維持幾秒鍾。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所有認識，無論是有意識學到的還是無意識學到的，都會以長期記憶的形式保存，這種記憶可以在我們的大腦中保持幾天、幾年，甚至一輩子。有一種特殊類型的短期記憶叫做工作記憶，它在把信息轉化為長期記憶進而創建個人的知識存儲方麵發揮著十分有益的作用。工作記憶是我們在任一特定時刻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內容。“我們對處於工作記憶中的內容都有意識，而對在此之外的其他內容沒有意識。”斯威勒說道。
如果說工作記憶是大腦當中的便箋本，那麼長期記憶就是大腦中的文件櫃。長期記憶的內容基本上都在意識之外。為了想起以前學習或經曆過的事情，大腦必須把相關內容從長期記憶轉變成工作記憶。斯威勒解釋說：“隻有將其轉為工作記憶後，我們才會知道長期記憶中存放著什麼信息。”人們過去一度認為，長期記憶的作用僅僅相當於一個大倉庫，用來存放事實、印象及事件，“在大腦思考和解決問題等複雜的認知過程中幾乎不起任何作用”。不過，腦科學家已經認識到，長期記憶實際上是人們理解領悟的場所，存放其中的不隻是事實，還有複雜的概念，或者說“圖式”。這些圖式把零散信息組織排列起來，形成知識模式，從而使得我們可以進行深入而豐富的思維活動。斯威勒說：“我們高超的智力主要來自長期獲得的各種圖式。我們之所以能夠理解自己專業領域裏的相關概念，是因為我們擁有與這些概念密切相關的圖式。”
把信息從工作記憶轉為長期記憶，進而形成概念性的圖式，這種能力決定了我們的智力深度。不過，從工作記憶到長期記憶的傳輸通路也形成了大腦當中的主要瓶頸。工作記憶不同於具有很大存儲容量的長期記憶，它能保存的信息非常之少。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喬治·米勒在1956年發表了一篇題為“神奇的數字7，加減2”（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的著名論文，他在論文中提到，大腦的工作記憶一般隻能存放7條信息，或說7個“元素”。現在看來，連這個數字也有誇大之嫌。根據斯威勒的說法，當前證據表明，“在任一特定時刻，我們能夠處理的元素不會超過2~4個，而實際數值大都偏於這個範圍的下限而非上限”。此外，我們在工作記憶中保存的元素轉瞬即逝，“除非通過反複記誦不斷更新這些內容”。
想象一下用水管往浴缸裏加水的情形。把工作記憶中的信息轉入長期記憶的時候，也會遇到同樣的困難。媒體通過調節信息流的速度和強度，對上述過程施加著強大的影響。讀書的時候，流出信息的龍頭提供了穩定的水流，而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閱讀節奏來控製這股水流。當一心一意地專注於書本時，我們能夠把所有的或大部分信息一點一滴地轉入長期記憶，進而形成創建圖式所必不可少的聯係。使用互聯網的時候，我們麵對著許許多多個信息龍頭，每個龍頭都開到最大，水流噴湧而出。當我們從一個龍頭匆匆轉向下一個龍頭的時候，小小水管裏的水就會溢出來。我們隻能把一小部分信息轉入長期記憶，而且我們轉存的是從不同龍頭流出的混合內容，而不是從一個來源不間斷地流出的連貫水流。
在任一特定時刻流入大腦工作記憶區的信息稱為我們的“認知負荷”。當負荷超出大腦存儲、處理信息的能力時，亦即水流溢出水管的時候，我們就無法保存信息，也不能讓這些信息和已經存儲在長期記憶中的那些信息建立聯係。因而，我們就不能把新信息轉變為圖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學習能力受到損害，而我們的理解領悟也隻能停留在膚淺的層次。由於我們保持注意力的能力也取決於自己的工作記憶，用托克爾·科林博格的話說就是，“我們必須記住要把精力集中在什麼上”，因而高強度的認知負荷也會加劇我們的精力分散程度。大腦負擔過重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分神的事物更容易讓人分神”。（有些研究結論把注意力缺失症和工作記憶的負擔過重聯係起來。）實驗表明，工作記憶達到極限的時候，把相關信息從無關信息中區分出來，即把信號從噪音中區分出來會變得更加困難。我們變成了心不在焉的數據消費者。
斯威勒寫道，理解領會一個問題或一個概念，麵臨的困難 “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工作記憶的負荷”，我們學習的內容越複雜，大腦負擔過重所導致的後果就越嚴重。按照斯威勒的說法，造成大腦認知負荷過重的因素有很多，“與解決問題無關的外部因素”和“精力分散”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因素。這兩個因素恰好也是互聯網這種傳媒形式的兩個核心特征。蓋瑞·斯默爾提出，使用互聯網可以像做填字遊戲那樣鍛煉大腦。但是，如此密集的鍛煉一旦成了我們的主要思考模式，就會阻礙我們進行深度學習和深入思考。在做填字遊戲的同時又試圖好好讀書，這就是互聯網創造的智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