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爾則尼奇認為，我們日常閱讀和學術研究的方法和途徑發生轉變，這是我們依賴互聯網技術導致的一個難以避免的結果，而且這種轉變預示著我們思維方式的深刻變化。他說：“現代化的搜索引擎和交叉引用的網絡站點功能強大，使得調查研究和通信交流有了極高的效率，這是毫無疑問的。在我們使用追求‘效率至上’、依靠‘二手參考資料（而且脫離上下文）’而且‘淺嚐輒止’的調查研究策略的時候，大腦在綜合處理信息過程中的參與程度會更間接、更膚淺，這同樣也是毫無疑問的。”
從傳統閱讀轉變為強力瀏覽，這個過程發生得非常快。美國聖何塞州立大學的圖書館學教授劉子明（音）指出：“數字傳媒的到來和數字文獻數量的不斷增加已經對閱讀產生了深遠影響。”2003年，劉教授調查了113位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主要是年齡介於30~45歲之間的工程師、科學家、會計師、教師、企業經理及研究生，目的在於研究過去10年來他們的閱讀習慣是怎樣變化的。將近8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閱讀電子文獻的時間增多了。當被要求總結自己閱讀習慣的變化特點時，8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用更多的時間來“瀏覽和掃描”，8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進行了更多的“非線性閱讀”。隻有27%的受訪者說他們投入“深度閱讀”的時間有所增加，而表示這種時間在減少的受訪者則占45%。僅有16%的受訪者說他們在閱讀過程中會投入更多“持續不斷的注意力”，表示閱讀過程中“持續不斷的注意力”在減少的受訪者比例為50%。
劉教授說，這一發現表明，“數字環境傾向於鼓勵人們廣泛探究許多主題，不過是在較膚淺的層次上探究”。而且，“超鏈接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讓他們無法深入地閱讀和思考”。參與這個研究項目的一位受訪者告訴劉教授：“我發現自己閱讀長篇文獻的耐心在減少。我總想著快點跳到文章的末尾。”另一位受訪者說：“跟閱讀印刷材料相比，我在閱讀超文本網頁時匆匆掃過的內容要多得多。”劉教授總結說，電子文本的洪流通過電腦和手機奔湧而來，跟以前相比，“人們用於閱讀的時間更多了”，這是非常明確的。不過，那是一種迥然不同的閱讀，這一點同樣也是非常明確的。他寫道，“基於屏幕的閱讀行為正在蓬勃興起，”這種閱讀的特點是“匆匆地瀏覽和掃描、隻看關鍵詞、一次性，以及非線性”。另一方麵，“用於深度閱讀和專注閱讀”的時間正在穩步減少。
瀏覽和掃描沒有什麼錯，甚至強力閱讀和強力掃描也沒有什麼錯。我們看報紙時通常都是匆匆掃過。為了了解一篇文章的主旨，從而決定是否應該仔細通讀，我們的目光會習慣性地在書籍雜誌上跳來跳去。略讀能力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精讀能力。不同之處在於略讀成了我們的主導性閱讀模式，這也是令人擔憂的問題。略讀以前是我們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是為了深入研究而辨別信息的一種方式，如今卻正在變成目的本身，成為我們收集並理解各種信息的首選方式。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境地：像佛羅裏達州立大學的喬·奧什亞這樣的獲得羅氏獎學金的研究生——居然還是哲學專業——都揚揚自得地承認，自己不光不讀書，而且也不認為讀書有什麼必要。隻需要一秒鍾，你就可以用穀歌搜索引擎找到自己所需內容的片段，何苦還要自尋煩惱呢？我們現在經曆的這種變化是人類文明發展軌跡中的一次倒退：我們正在從私人知識的耕種者發展為電子數據叢林中的狩獵者。
補償也有。研究表明，由於使用計算機和互聯網，我們的某些認知技能得到了加強，有些是大大加強了。這些技能通常涉及手眼協調、反射反應、視覺信號處理等低層次的或者較原始的大腦功能。2003年，《自然》（Nature）雜誌發表了一項針對視頻遊戲的研究結果。這項被人們大量引用的研究揭示，一組年輕人在計算機上玩了10天動作遊戲之後，他們在不同的圖像和任務之間轉移視覺焦點的速度就有了顯著提高。同時也發現，跟新手相比，熟練的遊戲玩家具有在自己的視野之內識別出更多項目的能力。這一研究報告的作者總結說：“盡管玩視頻遊戲的時候看似不需要動腦，但是卻能根本改變視覺注意力的處理過程。”
使用網上搜索和網頁瀏覽功能，跟某些快速解決問題的能力有關的大腦功能也會得到加強，特別是在一堆雜亂的數據當中進行模式識別所涉及的大腦功能。盡管實驗證據並不充分，但這樣的推斷是合乎邏輯的。在爭先恐後紛至遝來的信息線索中快速地去粗取精，隨即分析它們的突出特征，進而判斷這些內容對我們正在執行的任務或正在追求的目標有無特別的益處。通過對網頁上鏈接、標題、圖像以及文章中隻言片語的反複評估，我們會在上述過程中變得越發嫻熟。英國的一項研究對婦女在網上搜索醫療信息的方式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她們評估網頁價值的速度隨著使用互聯網熟練程度的提高而不斷提高。網頁上是否會有值得信賴的信息，一個經驗豐富的網民隻需幾秒鍾就能作出準確判斷。
其他一些研究結論指出，上網涉及的大腦活動可能會導致我們工作記憶容量的小幅擴大。這也有助於我們在處理雜亂數據時變得更加嫻熟。蓋瑞·斯默爾說，這類研究“表明我們的大腦學會了迅速集中注意力、迅速分析信息，幾乎在刹那之間就能作出是去是留的決定”。他認為，隨著我們用於瀏覽網上海量信息的時間日漸增多，“我們很多人正在發展出專門應對迅速迸發的注意定向的神經通路”。隨著我們逐漸習慣於瀏覽、上網、掃描以及多任務並行處理等行為模式，我們具有可塑性的大腦在處理那些任務的時候完全可以變得更加輕而易舉。
這類技能的重要性不容小覷。隨著我們的工作和生活越來越以電子傳媒為中心，我們對這些傳媒的應用越熟練，注意力在網上任務之間轉移得越敏捷，我們作為雇員，甚至作為朋友和同事的價值就會越高。作家薩姆·安德森（Sam Anderson）2009年在《紐約》（New York）雜誌上一篇題為“抵禦分神”（In Defense of Distraction）的文章中指出，“我們的工作離不開連通性”，而且“我們的樂趣周期——可不是區區小事——和連通性的聯係也越發緊密”。使用網絡帶來的實際好處有很多，這是我們花那麼多時間上網的一個主要原因。安德森提出：“要想完全退回清靜安寧的時代，現在已經太遲了。”
他是對的。但是，如果隻看到互聯網帶來的好處，並且進而斷定這項技術讓我們變得更聰明了，那將是大錯而特錯。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神經疾病及中風研究所認知神經學部門主任喬丹·格拉夫曼（Jordan Grafman）解釋說，上網時我們的注意力持續不斷地轉移，這會讓我們的大腦在遇到多重任務的時候更加敏捷，但是，多任務處理能力的改進實際上會損害深入思考和創新思考的能力。格拉夫曼說：“多任務處理的最優化是否會帶來更好的機能——更確切地說就是創造力、獨創性、贏利性？答案是絕不可能。同時處理的任務越多，你就越輕率，你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越差。”他指出，你會變得更容易依賴常規思想和傳統辦法，而不是以原創性思維解決問題。密歇根大學神經學家大衛·梅耶（David Meyer）是多任務處理研究領域的一位卓越專家，他也持有類似的觀點。梅耶說，隨著我們在迅速轉移注意力方麵獲得更多經驗，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解決”多任務處理固有的“低效率”問題，“但是，除了極為罕見的個別情況，你就是把自己訓練得臉色發青，也不會像專注於一件事情那樣”。我們在執行多重任務時所做的工作“就是盡量在膚淺的水平上駕輕就熟”。還是2 000年前的羅馬哲學家塞內加說得最好：“無處不在就是無處可在。”
在2009年出版的《科學》雜誌上，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傑出發展心理學家帕特裏夏·格林菲爾德（Patricia Greenfield）發表了一篇論文，圍繞不同類型的傳媒給人的智力和學習能力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這個問題，她在論文中對50多項相關研究加以綜合評述。她總結說，“所有傳媒開發出某些認知技能，都是以其他方麵的損失為代價”。我們對互聯網和其他基於屏幕顯示的技術的使用越來越多，已經導致了“視覺空間能力出現廣泛而複雜的發展”。例如，我們在頭腦當中對圖形進行旋轉的能力要好於以前。不過，與之相伴而來的是“深入處理”能力的弱化，而我們“獲取永記不忘的知識，進行歸納性分析，開展批判性思考，展開豐富的想象和作出深思熟慮的決定”都要以這種能力為基礎。換句話說，互聯網讓我們更聰明了，但這隻有在以互聯網的標準定義“聰明”的情況下才成立。如果采用更廣泛、更傳統的智力定義，即我們要考慮思考的深度，而不是隻關心思維的速度，我們就不能不得出一個相當悲觀的不同結論。
鑒於大腦具有可塑性，我們知道，上網形成的習慣在我們不上網的時候還是會繼續反映在神經突觸的工作方式上。我們可以認為，用於掃描、略讀和多任務處理的神經通路正在擴展和加強，而用於全神貫注地仔細閱讀和深入思考的那些神經通路正在弱化或消失。2009年，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了這種變化的征兆。他們對兩組多任務傳媒處理程序進行了一連串的認知測試，一組程序頻繁執行多重任務，而另一組程序的多任務負擔相對較輕。他們發現，在多任務負擔繁重的程序中，“不相關的環境刺激”更容易導致其出現精力分散的情況，它們對工作記憶區中存放內容的控製程度明顯較低，一般而言，它們集中精力執行一項特定任務的能力也低得多。然而，在多任務出現頻率較低的情況下，程序表現出較強的“嚴格控製注意力”能力。習慣於多任務處理的程序表現出“不容易控製注意力的趨勢”，這說明“為了允許其他信息源進入，它們會犧牲執行主要任務的性能”。斯坦福大學的克利福德·納斯（Clifford Nass）教授評論說，頻繁執行多重任務的處理程序就是一個“來者不拒的吸盤，什麼東西都能讓它分神”。梅爾則尼奇的估計更加悲觀。他說，我們在網上執行多任務的時候，就是在“訓練我們的大腦去關注無用的廢物”，事實最終可以證明，這種後果對我們的智力而言是“致命的”。
在“忙者生存”的腦細胞大戰中，支持安靜思考、線性思考的大腦功能失敗了。在仔細研讀長篇大論的時候，我們要用到這些功能；在分析論證觀點的時候，我們要用到這些功能；在深入反思自身經曆的時候，我們要用到這些功能；在苦苦思索身心現象的時候，我們要用到這些功能。戰爭的勝利者是這樣一些大腦功能：在五花八門的信息中，能幫助我們快速地定位目標、區分類別、評估價值；在各種刺激的轟炸下，能讓我們扛起腦力重擔。人們為計算機編寫程序，讓它從存儲器上對數據高速地輸入輸出。上述功能和計算機執行的功能極為相似，這可不是偶然的巧合。看起來，一項廣為流行的新興智力技術所具備的特征正在我們身上再次呈現出來。
1775年4月18日傍晚，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陪同他的朋友詹姆士·波斯威爾（James Boswell）和喬舒亞·雷諾茲（Joshua Reynolds）參觀理查德·歐文·坎布裏奇（Richard Owen Cambridge）位於倫敦郊外泰晤士河畔的豪華別墅。他們被帶進藏書室，坎布裏奇正在那裏等著跟他們會麵。在簡單的寒暄之後，約翰遜一頭紮進書架中，開始靜靜地閱讀排列在書架上一卷卷圖書的書脊。坎布裏奇說道：“約翰遜先生，一個人如此熱愛看書脊，看起來有些奇怪啊。”波斯威爾後來回憶說，約翰遜馬上從忘我的沉思中驚醒，轉過身來回答道：“先生，原因非常簡單。知識有兩種：一種是我們自己知道某個主題，一種是我們知道從哪裏能找到關於某個主題的信息。”
互聯網允許我們即時使用規模和範圍都空前巨大的館藏信息，也讓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對館藏資料分門別類，按需查閱——找到的即便不是最恰當的內容，起碼也會為我們提供足夠的參照。互聯網減損的是約翰遜所說的居於首位的那種知識：親自深入了解一個主題的能力；在自己的大腦內建立起豐富而又迥異的神經連接，以此產生與眾不同的聰明才智的能力。
題外話
智商得分的彈性
30年前，當時擔任新西蘭奧塔哥大學政治學係主任的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開始研究智商測驗的曆史記錄。隨著他對這些數字的深入挖掘，智商得分多年來發生的各種各樣的變化逐步浮現出來，他有一些令人吃驚的發現：在一個世紀當中，智商得分一直在穩步提高，而且幾乎是各地皆然。這一報告在剛剛發表的時候引起了極大的爭論，人們把這一現象稱為弗林效應，後來的很多研究證實了這個結果。智商得分的變化真是這樣。
自從弗林發現上述現象以來，誰要是認為我們的智力可能會逐漸衰退，弗林的結論就是回擊他的有力武器：你說我們蠢，為什麼我們還會越變越聰明呢？電視節目、視頻遊戲、個人電腦，以及最新出現的互聯網紛紛援引弗林效應為自己辯護。《數字化成長》（Grown Up Digital）是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為第一代“數字化土著”所唱的讚歌，他在書中指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人們的原始智商得分每10年提高3分”，以此反駁認為數字傳媒的大量使用會讓孩子變傻的觀點，他的這個說法和弗林的發現遙相呼應。
泰普史考特在這些數字上是對的，我們肯定應該為智商得分的提高而振奮，特別是在過去一直落後的人群當中出現智商得分提高的現象，尤其讓我們歡欣鼓舞。但是，對於任何宣稱弗林效應證明了人們比以前“更聰明”，或者互聯網正在提高人類一般智力的論點，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懷疑。首先，泰普史考特指出，智商得分長期以來一直在提高，事實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很長時間就開始了，而且提高的速度相當穩定，每10年的增長幅度僅有輕微變化。這種變化模式說明，智商得分的提高可能反映出這個社會在某些方麵發生了深刻而持久的變化，而不是對新近出現的事件或技術的反映。互聯網開始廣泛應用隻不過是10年之前的事情，這一事實根本不可能說明互聯網是推動智商得分不斷提高的重要力量。
其他智力測試結果並未出現綜合性智商得分所表現出來的提高趨勢。事實上，就連智商測驗也發出了混合信號。智商測驗分為不同的部分，這些部分負責測量智力的不同方麵，而不同方麵的表現差異很大。綜合性智商得分不斷提高，主要應該歸功於人們在以下方麵測評表現的提高：在頭腦當中旋轉幾何形體，辨別異質物體之間的相似之處，按照邏輯順序排列不同造型。而在記憶、詞彙、常識，甚至基本算術能力方麵，測驗成績的提高微乎其微，或者說根本就沒有提高。
在用來測試智力技能的其他普通測驗中，測驗分數不是原地踏步，就是有所下降。自1999年到2008年，全美高中低年級學生PAST考試的成績完全沒有提高，這段時間正是互聯網在美國家庭和學校中的應用急劇增加的時期。事實上，盡管他們的數學平均成績從49.2分變為48.8分，下降幅度不足一分，表現得相當穩定，但是他們在文字表達方麵的成績卻出現了明顯下降。評論性閱讀部分的平均得分從48.3分降到46.7分，下降了3.3%。寫作部分的成績從49.2分下降到45.8分，降幅高達6.9%。無獨有偶，在美國高中畢業生據以申請大學獎學金的SAT考試中，文字表達部分的得分同樣也在下降。美國教育部2007年發布的報告表明，自1992年到2005年，在三種不同類型的閱讀測驗中——分別針對任務執行、信息收集和文學體驗，美國高三學生的得分出現下滑。文學性閱讀能力的衰退最明顯，得分下降了12%。
還有跡象表明，就在網絡應用蓬勃發展的時候，弗林效應可能已經開始消失。挪威和丹麥的研究顯示，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這些國家的智力測驗分數不斷提高的趨勢已經開始放緩，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迄今，這些數值不是停滯不前，就是輕微下降。英國2009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在13~19歲的青少年人群中，智商得分經過幾十年的提高之後，在1980~2008年期間下降了2分。在采用高速互聯網業務和使用多媒體手機方麵，斯堪的納維亞人和英國人不落人後。如果說數字傳媒會提高智商得分，那就應該能在他們的研究結果中看到強有力的證據。
那麼，弗林效應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解釋這一現象的理論有很多，從家庭規模的縮小到營養狀況的改善，再到社會發展延長正規教育時間，各種說法不一而足。不過，看起來最可信的解釋還是來自弗林本人。他在研究之初就認識到，自己的發現提出了幾個似是而非的悖論。首先，人類智商在20世紀出現急劇提高的說法意味著我們的祖先必然是傻瓜，盡管我們對先人的所有認識告訴我們不是這樣。弗林在《什麼是智力？》（What Is Intelligence?）一書中寫道：“無論怎麼說，假如人類智力真的在不斷提高，那麼我們必然會得出一個十分荒謬的結論：我們絕大多數祖先都很愚笨。”第二個悖論來自智商測驗中不同部分得分的不一致：“人們的智商越來越高，而詞彙量沒有擴大，普通信息的存儲量沒有增加，解決算術問題的能力沒有提高，怎麼會這樣呢？”
在對這些悖論深思熟慮了多年之後，弗林終於得出結論：智商得分不斷提高，與其說跟人們一般智力水平的提高有關，不如說跟人們對智力的定義發生轉變有關。直到19世紀末，在對智力的認識方麵，著重強調分類、關聯和抽象推理能力的科學觀點一直都相當罕見，能夠正確認識智力的人群僅限於大學裏的師生。大部分人仍然一如既往地認為，智力就是解釋自然運行機理，解決農田裏、工廠內、家庭中的實際問題。生活在物質而非符號的世界中，他們沒有什麼理由或機會去思考抽象形式和理論性的分類方法。
可是，弗林認識到，在20世紀一切都變了。出於經濟的、技術的和教育的原因，抽象推理變成了主流。弗林風趣地寫道，人人開始戴上“科學的眼鏡”，這種眼鏡跟最初開發智商測驗方法的那些人所戴的眼鏡一模一樣。弗林在2007年的一次訪談中回憶說：“我開始覺得自己正在填平我們的大腦和前人的大腦之間存在的鴻溝。我們並不比他們聰明，不過我們已經學會把自己的才智用於解決新問題。我們已經把邏輯從實體中分離出來，我們還樂意處理假設性問題，我們認為世界是可以科學歸類、科學理解的，而不是任人操縱的。”
關於傳媒和智力的關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學家格林菲爾德在發表於《科學》雜誌的那篇論文中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她注意到智商得分的提高“集中表現在跟語言無關的測驗上”，這個部分“主要通過視覺測試進行測驗”。她把弗林效應歸因於多種因素，從城市化發展到“社會複雜性”加大都是個中原因。所有這些因素“都是從小規模、低技術、經濟發展僅能維持基本生存的社會形態發展到大規模、高技術、以商業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形態這一世界性發展運動的組成部分”。
我們不比自己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更聰明。我們隻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自己的聰明。這一認識不僅會影響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而且也會影響我們培養教育孩子的方式。在解決更加抽象的問題和應對智商測驗中的視覺測試部分時，我們變得越來越得心應手，而在拓展個人知識、提高基本學術技能、增強交流複雜思想的能力方麵，卻很少或者完全沒有什麼進步，在認識思維規律方麵發生的這場社會革命解釋了上述現象的原因。把東西分門別類，對難題孜孜求解，思考時多用空間符號，我們從幼年開始即接受這樣的訓練。我們使用計算機和互聯網，這會增強我們的視覺靈敏度，尤其是會增強我們對出現在電腦屏幕這個抽象領域內的視覺對象和其他刺激的快速評估能力，從而強化某些大腦機能以及與此相應的神經通路。不過，正如弗林所強調的那樣，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有“更好的大腦”，它僅僅意味著我們有不同的大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