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扯《闖入者》《十二公民》：我們還需要什麼樣的現實？
雄評
最近公映的幾部電影讓人挺有談論興趣，這真值得高興，比如《闖入者》《十二公民》，它們起碼不是那種純粹的消費品，它們起碼沒在回避問題，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介入中國的現實，去回應這個時代的種種問題，這種企圖心就讓它們區別於《何以》《左耳》之流，而有了一種更提神醒腦的力度。
但細細想想，這兩部電影又讓我有點不滿足，但理由卻一直沒太想清楚，直到有朋友跟我提起陳可辛將要拍攝《李娜》為止。怎麼說呢？《闖入者》是王小帥的電影，影片風格幹燥而幹脆，自有一種生猛勁兒，但它的價值觀卻仍然是第六代甚至是第五代的（當然這不是缺點），它仍然慣性裏有一種從邊緣人裏尋找故事的傾向，似乎隻有邊緣人士才真正擁有故事，這當然可以理解為一代導演的審美趣味，但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審美局限，第六代的另一位旗手婁燁更是如此，似乎必須要將人物本身置身於一種極端環境裏，從觸目驚心中才能綻放出一種光華來。作為單個作者來說這無所謂，但整個創作方向大部分局限在這兒，這多少有點問題。
但電影實際並非如此，中國電影曆史上，我們可以舉出《太太萬歲》《小城之春》《哀樂中年》等若幹電影，它們都是取材於普通人，說的也是普通事，表達的也是普通情感，但在這種看似普通之中，卻千回百折地表達出中國人共有的心事，那種通透與微妙，恐怕也沒有幾部能達到。可惜的是，自第五代開始，中國有追求的導演似乎愛上了求新求異，試圖與科技界看齊，把電影看成創新與技術難度的結合體。於是之前第四代還具有的對普通平民或者說市民生活的關注不見了，這麼些年，關注平民生活的大導演我們能拿得出手的也就黃建新，可是黃建新也偃旗息鼓，去做他那份很有前途的監製事業去了。
當中國電影人習慣在題材上劍走偏鋒時，隨之帶來一個副產品，它叫做概念化。很多電影都是理念化的產物，它拍得好當然會鋒利一劍封喉，但總覺得會少了一點豐富感與生動感，這是概念先行的先天疾病，基本無可彌補。我們拿大師級人物侯孝賢與楊德昌做比較，雖然楊老師是我最喜歡的華語電影導演（沒有之一），但從理性上來說，除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楊老師較侯老師，還是少了一個天然與悠遊。而這也是我對《十二公民》的不滿。它的尖銳與單薄都來源於它的概念化，它甚至把呂美特原版中那份對每個人前史的不明確理解為缺陷，而將每個人都補充出一個充分的前史，並由演員親口說出來，從物理學來說，這倒是邏輯清晰準確，唯一欠缺了那份真正的人性，也就是那種模糊地帶，不確定才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根本，否則是機器。
偏激與概念，這是中國現實主義電影的兩個方向，它們或分而治之，或者合為一體。但陳可辛籌拍的《李娜》讓我想起了我們曾經丟掉的那條路，陳可辛之所以能想到這一點，當然與陳可辛自我不甘墮落的骨氣有關，也可能與香港電影的庶民傳統有關。也許我們可以重回到那條路，不做驚人之語，它直麵這個時代的最主流人群，老老實實地去塑造一個人物，在這個人物身上，自然地帶出時代的風雲際會。
另外，《李娜》也似乎指出了主流商業電影的第二條道路，我們未必一定要迎合90後去做什麼《何以》《梔子花開》等IP，我們的現實中有很多這樣正向卻又能窺探到時代真相的人物故事，也許可以一試的呢，這樣既能夠兼顧自我表達的需求，也許能夠在商業上不那麼可憐。起碼陳可辛的《親愛的》，已經證明自我表達未必就是一個孤芳自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