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文化讚助
文化
作者：楊聃
弗蘭克·蓋裏為巴黎路易威登基金會設計的覆以12片玻璃帆篷的建築。從達成合作意願到竣工曆時14年
在卡地亞當代藝術基金會展出的迪勒、斯科菲迪奧與倫弗羅裝置藝術作品《玻璃盒遐思》
吉列爾莫·奎塔卡裝置藝術作品《居住者》
提起“文化讚助”，兩個名字就會閃現——佛羅倫薩與梅第奇家族。如果沒有讚助製度的發明，歐洲宮廷的文學、藝術、科學、文化或許無法在曆經中世紀的黑暗時期之後，以如此嚴謹而又喧囂的方式成長起來。這一切都歸功於錢莊經營者，更準確地說是銀行家的“製度化”。
文藝複興時期，佛羅倫薩統治階層多通過委任創作的形式來承擔公共社會責任。被教堂和上流社會嗤之以鼻的銀行家和屠夫、遊方藝人、外科醫生一樣都屬於其他階層。最初銀行家與商人是一回事，都是與簿記曆史同步發展起來的職業。商人依時間記賬，估計他人借貸財物需要收取的利息。盡管遭受鄙視，這種職業在私下卻被趨之若鶩。畢竟人人都有借錢的需要，無論是王公貴族，還是小農業者，甚至是教皇。
“借貸”這事如今看來稀鬆平常，可在中世紀卻是褻瀆神明的罪過。用教會的話說，時間不屬於人，隻屬於上帝。所以，人是不能為時間付費的，否則就是犯罪。如此義正詞嚴，看上去似乎完全不能通融，除非缺錢的是教會本身。就像之前11世紀，為了資助其“十字軍計劃”，教皇烏爾班二世（Urban II）啟動了“聖殿騎士勳章”（Order of the templars）。這些騎士很快被譽為“上帝的銀行家”，負責籌措和管理資金，包括朝聖的經費。雖然教會認識了商業的重要性，但宗教權威仍然堅守著這古老的偏見。直到錫耶納的聖伯納丁（Bernardino of Siena，1380～1444）打破“時間販賣”的禁忌，使得財富光明正大地以借貸的方式流通。
為了買通天國之路提升地位，錢莊的主人們將部分所得投入到讚頌上帝榮光的人文領域。從最開始的巴迪（Bardi）家族、佩魯茲（Peruzzi）、斯特羅茲（Strozzi），到達凡紮蒂（Davanzati）和梅第奇家族，都這麼做了。大筆現金用於建築、雕塑甚至文學委任作品中，讓藝術事業在品質及奢華程度上實現了大幅躍升。在洛倫佐·梅第奇（Lorenzo de'Medici）去世時，梅第奇家族投入到表達宗教虔誠的讚助經費，已達到其祖父柯西莫·梅第奇（Cosimo de'Medici）的三倍之多。銀行家和基督教商人阿戈斯蒂諾·齊吉（Agositino Chigi）委托拉斐爾為其購買的喪禮小教堂做裝飾，他明確地寫道：“為我們的救贖做好準備，通過愉快的交易，滿足我們以世俗財富交換天國財富，短暫福澤交換永久幸福的熱忱願望。”藝術讚助人的名單中不乏教皇的名字，15世紀中期的尼古拉五世把宮廷變成了藝術中心。他讓建築師阿爾貝蒂畫規劃圖重建梵蒂岡。以釣魚和作戰技術聞名的教皇尤利烏斯二世委任米開朗琪羅為聖彼得大教堂繪製壁畫，他還在梵蒂岡建了一座雕塑花園，以阿波羅像和1506年出土的拉奧孔群像為中心。教會自身也認識到即便是通過金錢換取的藝術也能創造出超過金錢本身的價值。
隨之，無數的基督像、聖母像、聖子像、受難圖、受洗像、聖徒像和殉道圖，將越來越多的信眾吸引到了教堂，在美的召喚下購買贖罪券。人們通過購買贖罪券成為“世俗之神”，創造一個洋溢著美、音樂、文學和哲學的世界。作家兼史學家蒂姆·帕克（Tim Parks）指出，它改變了社會，創造出一個獨立於教會的教義，但仍然保有對道德價值的尊重的“世俗空間”。這本質上就是我們今天所生活的空間，而它的邊界則是在文藝複興時期的佛羅倫薩首次被勾勒出來的，這都要歸功於讚助製度的“發明”。
威廉·肯特裏奇（左）和馬提奧·洛佩茲在工作室中
相比於中世紀藝術家的默默無名，文藝複興時期的建築師、雕塑家和畫家都會在作品上署名，有關的書籍上也會提及他們。藝術家甚至被任命為宮廷的重要職務，魯本斯就是藝術家兼政治家的代表。另一方麵，讚助人雖然會挑選自己中意的藝術家，但藝術家也有挑選金主的權利。慢慢地，藝術家開始獨立，讚助人不再可能強迫他們，甚至連指導也做不到。正如米開朗琪羅在回複讚助人的一封信件中所說：“如果我將為您效勞，請不要派人來管與藝術有關的事。我請求完全信任我，讓我自由地工作。”在藝術家的自傳裏，除了看到他們的奮鬥經曆，有時還能發現他們對雇主的讚揚或批評，切利尼就在自傳裏給克萊門特七世打了不及格。藝術商也在16世紀出現，社會總的來說雖然歡迎藝術，但仍然為讚助藝術這個解決不了的問題糾纏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