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客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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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南（浙江杭州）
看了《雜文月刊》2015年3月（下）的《恐懼與希望》一文，得知莫言“每次聽到村子裏……拷打那些所謂的壞人發出的淒慘聲音時，都會感到極大的恐懼。”
這使我想起文革期間，發生在我生活的村子裏的一樁冤案。村裏供銷社的幾匹布，被鄰村人破牆偷走後，村幹部懷疑是本村裏幾個愛提意見的人所為，就抓起來進行拷打逼供，最終把其中的一位村民郭裕×吊在樹上活活打死了。郭裕×沒有兄弟。郭母悲痛欲絕。真相大白後，郭母隻要見到指使拷打其兒子的村幹部許××（是隔壁村人），就發瘋一樣撲上去撕打，要與許××拚命。有一天村裏集市，郭母一邊哭喊“還我的兒子啊，你這個強盜”，一邊追打許××。有村民怒視落荒而逃的許××喊“打得好”。郭母撕心裂肺的哭喊聲常在筆者的腦海裏回蕩，村民對許××憤怒的眼神，至今還曆曆在目。
湊巧的是，今年年初我回老家探親時，一位年長我8歲今年剛好60虛歲的村民，談起以上案件中我已忘卻的另一部分慘景——郭裕×的“同案犯”郭光×被迫吃了大便；另一“同案犯”郭××嚴刑酷打後被迫喝農藥自殺身亡。而該案件之所以真相大白，是因為當年的打人者和鄰村一個小偷爭吵時，吹牛皮說“我們做的事情永遠正確”，小偷氣不過說：“正確個屁啊！是我偷的布，你們怎麼能冤枉別人還打死人呢？”
我寫下這段文字，是因為我也有與莫言同樣的希望——在未來的時代裏，由惡人造成的恐懼越來越少。更希望國人莫忘文革，莫忘曆史；要製定出切實可行的製度，來保障依法治國的全麵實行。
李 冬（北京）
讀了《雜文月刊》2015年第3期下，這篇《生命在於運動》的文章，令我擊節讚賞。其觀點振聾發聵：
一是以大量史料證明，作為國家主腦，如果有了半通不通的文化則為害更烈。如朱元璋，如乾隆。統治者重視文化或者沒文化，不會大興“文字獄”。如唐宋，如元代。
其二，統治者心安理得，問心無愧者，也不會大興“文字獄”，因為心裏踏實，不擔心有人謀反，企圖搶他的位子。如唐太宗納諫。
這樣的文章，在一般的報刊中很少見，幸虧我訂了《雜文月刊》，讓我看到如此動人的真知灼見。漸漸悟出，知識分子的處境了。
梁勤學（山西垣曲）
家裏訂著《雜文月刊》，但凡遠出時不能到郵局領取，便在外地專找有售《雜文月刊》的書店書攤和報刊亭去讀。當然這樣是不便的，站讀身累，蹲看難受，所以見到不忍掩卷的篇什，就把整本買下。2015年2月下的《雜文月刊》，是我近期赴魯訪親時在新泰銀座商廈邊的書店買的。
此期的《雜文月刊》，在我通讀一編返回重點研讀時，目光首先鎖定的是《重要的是恢複社會生態》一文，這也無愧於編輯加粗突出題目頭篇選摘，並作為封麵提示特別推薦篇目位列其首。讀罷此文，恨不得能夠拜見作者劉奇先生麵述同感，尤感作者一段沉甸甸的文字：“中國社會還有一個矛盾不可忽視，這就是不斷擴大的生產體係和不斷膨脹的物質欲望同有限的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作為政府隻能把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當作目標，決不能把滿足人們的無限貪欲作為目標，從而不斷調高人們的胃口，無節製地增大欲望。”這是何等深誠的警世之言。文章是側重關注自然生態的，同時指出當下“不斷膨脹的物質欲望”“更可怕的是破壞了社會生態”，“社會生態一旦遭到破壞，比自然生態恢複起來更難”。這也就是說，我們固然是允許改正錯誤，但是有些錯誤是犯不起的。
續著說吧，欲的膨脹，又何嚐不是腐敗長久不治的主要根源。我就曾撰文寫到，我們曾仿效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滅人欲”過了頭，搞成了“狠鬥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恐資過敏症，導致了文革劫難。而在清算了文革後，卻又從另麵放欲縱欲，讓私欲成了斷線失控的風箏，能不導致腐敗！我們現在是在零容忍地老虎蒼蠅一起打，可不少的老虎正是由蒼蠅長成，而蒼蠅又正是來源於被縱欲嚴重汙染了的土壤環境。問題也就在於，當下一些地方一些人仍是未思約束私欲……
雜文能不能改變社會？一下難能說清，但我確信雜文能夠改變人。我這個造公文的老“吹”，正是不知不覺被雜文改變著的，不再盲目“歌德”了，偏愛對一些說法打個問號。已是離不開了《雜文月刊》，不再熱看熱寫那些家長裏短、風花雪月的閑文，就是愛讀劉奇先生這樣的好雜文。我想隨著被雜文改變的人漸多起來，肯定是有益於改變社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