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選粹
作者：甘 峰
編織的故事。這一段是小說的開頭。
故事裏講了幾個奇異的人和一幢奇異的屋子，說到了“邊城”和海隅。這些都是相當“邊緣”而陌生，但是卻是曾經可能存在過的東西。
故事中借用的瘟疫這個名詞，有些史實根據，但加以渲染。
最終，故事還是試圖講一些文化碰撞中的殘酷、鋒利、陰冷、黑暗和柔暖。
即便在七十年後的今天，外國人出現在這個小城裏，也不算常見的事情。當年的小城居民時常遇到一個外國青年女子領著一幫女學生，在城牆邊的林子、小溪和城外的海灘上遊玩，在城北門外的教堂中唱聖詩。據該縣的《文史資料》記錄，光緒二十二年，英國聖公會在這裏創建了一所醫院和一所小學。他們在小城西邊山腳下殘破的太尉宮旁邊圍了十幾畝荒地、池塘和水田，建起幾幢有著長長石階、弧頂窗戶、寬闊走廊和雕花扶手的青磚樓房。這當中有一幢三層高的教會小學，一幢病房，還有一幢帶著壁爐的兩層別墅。這些房屋，被幾條人們稱為“天橋”的兩層樓高的木製廊道聯結著。
從那時，以及更早的時候起，信教的人們中偶爾有一兩個特別聰慧的兒童進入省城讀書，後來甚至漂洋過海，成了醫生與學者。來到小城的洋人，卻往往是匆匆過客，走了又來，來了又走，多年以後，除了一些傳說，他們似乎沒有留下些什麼。這一段時期比現在人想象得要長。當然，這也正是疾病叢生，使人透不過氣的時代。
盡管在很久以前，當地人對高個頭、藍色眼睛的外國牧師或神父已經有所認識，但是當他們看到常人一樣打扮的外國女性出現在街巷和鄉村時，還是感覺到了一絲詫異。來到醫院和小學管事的，多半是上了年紀的女士，當然也有例外，正如故事裏的主人公——她們是一群將西方醫療技術和新式教育帶到古老小城的先驅，同時也可能是一群為宗教獻身的女性。《文史資料》記錄，幾十年間，先後到過這個小城的有BETTY、PHYLLIS、BESSIE和ALLEN幾位女士。她們的中國名字分別是寶蒂利、菲利絲、貝絲利、魏倫娜。她們被當地人統統稱為“姑娘”。現在，要說的是她們中的最後一位，英國小姐魏倫娜的故事。
一篇小說，尤其以情節取勝的小說，或長或短包含著一些愛情元素，但是魏倫娜在小城時是否擁有過愛情卻存有疑問。有的宗教在這方麵是有禁忌的，比如比丘尼和修女。可是她不是宗教職業者，隻是具有宗教熱忱的普通人。也許她在她的祖國曾經有過愛情，這樣的經曆當然不會出現在這篇小說裏。
成年之後，我才知道早年間小城住過外國人。
事情是因為一次詢問引起的。一個名字裏有個“琴”字的老護士提及英國護士魏倫娜。
“魏師姑”，琴說，晚輩們稱這些“姑娘”為“師姑”，“大約三十出頭的年紀。高挑個頭，紅色的頭發，臉上總是笑著。星期天做過禮拜就帶著學生到院子外頭遊玩。”琴的敘述這樣開頭。
看來這位英國女士對中國的山水有些研究。她說的一些話在今天看來也算得上妙語。不過不知道是她自己的見識還是重述別的學問家的觀點。比如她說，中國佛祖一定對美麗的大自然懷有深厚情感，並且將自己這種傾向傳給了後來的寺院主持，因為他們在選擇地點時，都表現出了對自然美景有很高的欣賞品味。但是她又覺得中國人不喜歡草地和果園，每一塊地都種了莊稼，假如她的兄弟從英國來到小城，一定找不到一小塊可以露營的地方。她還認為，不少中國人對他們自己的神的態度很有意思。比如，當她問一個病人，在向神祈求保佑時，是否想到神在愛他，——這個病人往往露出可笑的表情。這樣的問題難道不對嗎？有什麼可笑的地方呢。諸如此類問題，魏倫娜經常向琴和琴的同學提起。使人詫異的是，許多年以後，年逾五旬的琴對早年間的魏女士的思想有相當完整描述，使我有時懷疑她是否故意隱藏了她的認知能力。不過除此之外，她的其餘敘述仍然混亂不清。
按照琴的說法，從萬裏之外來到這個被海洋與崇山隔絕的小城的異國女子，對這裏的山水和人，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著迷。
她對誰都好，無論是醫生還是工友，甚至對要死的病人也是一臉笑容。琴說，“夕陽下山時，我常看到她和另一個醫生，在西山腳下的小路上漫步。聽說那個醫生從日本人手上救了她。”
琴的敘述沒有指定時間和空間，聽的人往往不容易弄清她是在說一樁過去的事情還是在說當下她腦子裏想象的事情。
“那樣的時局不應當到海島上玩。半年前日本人的飛機炸了三都澳。”琴說，我本來不想去，但是魏師姑興頭高，前一天就叫門房——林淑姬的叔叔討了船。船是二桅漁船，記得船主也是林淑姬的親戚，叫孫傳。第二天清晨，船載著六七個人漂了半天到一個島上，魏師姑帶了一個英格蘭的漂亮草編袋子。那島上有一塊像海螺的石頭，一間房子大，裏頭空心。我們幾個正藏在裏頭，她卻獨自一人爬上崖頭，撐著傘，鋪著畫板畫畫。這時張一秋來了。來了十幾個人，他們正路過這島嶼，見了她，帶走了。
海匪將英國女人裝上船，開出外洋。
過了好幾天，魏倫娜卻回來了，“就是那個醫生劃著小船帶回魏師姑的。”
這一段敘述，扯出了好幾個人物。如果不是後來聽到另外一些關於這位異鄉女子的故事，可以說她就在一團迷霧中。
詢問琴，是為了尋找這個失蹤的鄭晟新。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剛剛進入機關工作。一天，李元明找到了我。他遞給我一個扁平的紙袋子，又從中抽出一隻牛皮紙信封，看得出這個牛皮信封有些年頭，泛著一種現在不常見的土製草紙的新鮮黃顏色。李元明隔著桌子，用手拍了拍信封，其實那信封上根本沒有灰塵，推過桌麵，說，“這裏麵有些材料，涉及一個叫鄭晟新的人。此人不知所終，但他的親戚從廈門寫來信，要求查找下落。材料看半天搞不懂什麼意思。裏麵好像還有我們衛生方麵的結論。”
裏麵有幾份手寫的證言，其中還有一份隻寫了百來字的回函，是早年間縣衛生局寄給廈門某一個人的。
“經調查，鄭曾於一九四二年夏季至一九五一年四月，供職於當時教會博愛醫院（後改為縣人民醫院）。據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前，其曾任南官島軍醫中校主任。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其自動離職。組織未有結論。以上事實。特此回函。”
我說，不知所終是什麼意思？
李元明接著說，據我所知，這個姓鄭的最後一次被人看見，是在縣醫院那幢二層的青磚小樓裏。但是從那以後就沒有人見過他了。唯一可能的知情者卻遠在外國，“你總不能到英國去外調吧。”
他解釋，早年間教會醫院裏往往有一個被稱為“師姑”的外國護士掌管著醫院的事務，她們的住所當地人叫做“師姑厝”。他接著說，“這破房子據說曾經當過隔離鼠疫病人的病房，後來分配給誰住都不願意，有一次辦訓練班，還弄出一些事來。”
李元明是個好脾氣並且健談的人，當了許多年的醫生，這小城中沒有他不知道的人，接著他說了個相當有趣的往事。他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是縣醫院的革委會副主任，當時縣裏辦一個赤腳醫生訓練班，“來的學員都是些農村青年，我是這個班的負責當地人。”人都把這房子叫做“師姑厝”，但是學員沒有多少文化，聽別人用方言口音表述這個古怪名稱，往往聽成“死骨厝”。當人們一遍遍重複敘述時，相當容易將之訛稱為埋著死骨的房屋。偏巧，辦班之時正是那場死亡二十多萬人的大地震過後不久。
“從各公社來的學員基本上沒有絲毫解剖學知識。上第一節針灸課，我把一張人體彩色解剖圖掛上牆時，有人臉色就白了，還冒汗。過兩天講解剖，一位女學員見到牆角邊的彩繪半身人體模型，就是那種一半皮膚一半是肌肉和血管神經的模型，一聲大叫，昏倒在地。”李元明說這話時，胖胖的臉上堆著笑。我也不由得笑了起來。“這女孩當即被送到醫院急救室，不久後，就送回鄉下去了。”
李元明說，幾天之後，三十幾個學員基本上適應了課程，安心學習。但是半個月之後，一個毫無由來的可怕傳說在悄悄耳語中傳開——這樓裏有奇怪的影子出現。
“不久，就有了麻煩事。”李元明從椅子上站起來，蹲在身後的一個油漆剝落的木櫃子邊，掏了半天，找出一個經年的文件袋子，“當時縣裏還來人查這事情呢。”
我翻看這份當年用藍色墨水寫在一張粗劣草稿紙上的報告。報告中寫了一些十分詳細的情節，同時，也有些帶著感情色彩的渲染。
那天半夜時分，像是有誰下了一道命令，樓裏睡著的人在同一時間從床上躍起，口中嚷叫著不明含義的詞句向門外奪路而去。樓上樓下一陣亂，許多人在旋轉樓梯上擁擠著，淒厲的叫聲使人聽不清相互間說著什麼。為數不多的女學員身著極薄的衣衫夾在人群中，叫聲特別尖銳。有人受傷了，其中有兩個從沿海公社來的學員甚至從二層的窗戶直接跳到屋外的荒草地上。報告將這件事稱為“炸棚”。
經詢問，這事的起因是一個學員半夜時分朦朧看見一個白影子從牆壁間走出來，接著感覺屋子搖動，喊了聲“地震”。李元明是個醫生，他立即就做出了結論，排除了有人故意破壞的可能。報告中將這件事稱為“大災難之後經常發生的群體性暗示”，建議不追究肇事者的責任。但是要求“暫停針灸課，改上一個星期政治課程”。
李元明說：“一個月後，訓練班快結束時，又來了一次恐慌，這才知道這事情和一個護士有關。”
第二次炸棚的起因同樣是一個學員的夜半尖叫。驚恐萬狀的人群聚集樓外時，這個學員仍然堅持說看見了一個白影子。恐慌的原因馬上被找到，原來那個白影子確有其人，就是一個短訓班的教師，一個外科護士。這位護士被人們當場圍住。她緊張地解釋，因為關心學員，所以晚上到各房間看看，習慣了身穿白衣上班，想不到驚了大家。這樣的解釋是完全合理的，在一陣抱怨之後，大家各自回屋睡覺。“後來的這件事情沒有上報，因為大家都知道她的腦子有點那個，”李元明指了指自己的腦袋，補充說，“她名字裏有個琴字，解放前，就在這個醫院裏當護士。”
最後，他把頭往椅子的靠背上一仰，說，扯遠了，扯遠了。你還是查一查，好歹給人家發個信件吧。
琴的家在小城東南邊一條小巷子裏。我稱之為小巷，是因為實在不能稱之為街。小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曾經破除一大片民居，辟出一條寬二十米長近兩裏的大街，自西往東穿過整個小城。在此之前，小城隻有鋪著石板條的曲巷。琴的家在碼頭邊上，小巷由麻皮石鋪就，每時每刻都是濕漉漉的，散發著鹹魚的腥味。琴和鄰居的屋子，全都用木板建成，巷子兩旁的屋簷，伸出參差不齊黑色的角，陳舊的電線蛛網般分割著逼仄的天空。
我踏上屋子前一方巨大的麻石台階，再跨過一個髒兮兮的門檻，進入門內，見到的先是她的男人。她的男人是個小個子，並且肥胖。
“幾十年，知道吧，幾十年呢。也好在我的成分是店員，不然她就倒黴了。任何運動和她都沒有關係，還不就是我的成分是店員！”那男人給我倒水，點著頭說。
琴用感激的眼神看著她的丈夫。老天作證，以我當時還算年青的眼光看，她的眼神的確隻能以“感激”來形容。
“你要了解這個人，隻有我清楚，現在其他人都不知道這個人了。”她說。
據她說，一九四二年夏天時，鄭晟新才到醫院來。她說，我也是苦出身，抗戰剛起，家裏火災，父母本來是要送我到福州讀“英華齋”就是英華學院的，路不通，隻好到教會醫院當護士。老師是魏倫娜，說福州話。要求用英文寫病曆。現在全忘了，隻知道第一寫作“N0.1”。
英國女人從海匪盤踞的島嶼上逃回大陸後，先是隱居在省城，後來，恐怖的鼠疫在小城爆發，她就到回了小城。“鄭醫生也是那個時候來到小城的，時間大約是在抗戰快結束時吧。”至於她在那個島嶼上的遭際，還有她怎樣逃回大陸，誰也沒有詳細地聽到她對人說起過。
“這事情問張一秋最清楚，要不問那個開船的。解放初，這人又到過醫院。要不是他，鄭醫生也不會說沒就沒了。”
“你們幾個學生為什麼沒事？”我不想讓話題跑得太遠，於是問道：海匪專門捉外國人？他們對十五六歲的女學生不感興趣？
“這我也不明白。那幫海匪好像是找了一下，也許是我們藏在那個空心石頭裏，他們沒發現。”看來這個問題也糾纏了她許多年，因為她說話時，皺著眉，翻著眼。“再想一下呢，我想那開船的不是好東西，後來連船帶人都不見了，多半是那人給海匪報的信。淑姬也在，與他總有點親戚關係吧，下不了手。”
“後來呢？你們在荒島上，後來怎麼回家呢？”這問題與所要調查的人物無關，但我還是問了。
“不是荒島，上麵有個村莊。”她繼續說，“魏師姑住在師姑厝裏，那真是漂亮的房子。聖誕節時候，門口聖誕花的葉子紅了，一團一團，我看像血一樣的紅。”
此時她的丈夫，那個肥胖的人插話說，曾經見過一本洋書，奶黃色的羊皮封皮，後來不知道藏到哪兒，或許燒掉，或許文革時被抄家拿走。“書裏頭插圖，畫著一位紅頭發的男人呐。”
琴對此插話不置可否。
我把話題扯回來，“原來叫師姑厝，不是放死骨的房間哦。”
她迅速地看了我一眼，“你到過那幢房屋？”
我看著她，“是，我還聽說有些可怕事情發生過。”
她避開我的目光，一會兒，歎口氣，“誰知道呢，我也不清楚。”她又說，其他事情我也不太清楚。那個孫傳，你問問林淑姬吧。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對許多積案進行過多次外調，訪問琴，隻是其中的一次。關於鄭晟新的調查也就此打住，給他的廈門親戚又發去一封回信，內中仍然寫著“未有組織結論”。
這個姓鄭的醫生本來不應當出現在任何一段記述內。在人們的描述中，此人隻是這個小城巷子裏來來去去的行人中的一個。從有限的檔案材料中看，他的大部分經曆隻是解放初期某個證人所寫的一份材料中的寥寥數語，不能確定是否客觀真實。當然，凡是一個人在世上活過，總能留下蛛絲馬跡。這個觀點是李元明告訴我的。
那次調查引起了我的興趣。但是時代太久，經曆的人太多，有些事和有些人，像是海水上的泡沫一樣，早就不知道消失在什麼地方去了。一段時間後，我再一次找到李元明，對他說，看來姓鄭的這個人，真個不知所終，隻能給他的親屬再發個沒有結論的回函了。
“時隔二十來年，發去同樣內容的信，是有些對不住人家啊，可也沒有辦法。”李元明靠在藤椅上，叉開五指，慢慢地在自己的光腦門上捋了一下，說，函當然可以那樣寫，“不過凡是在世上活過，總能留下點東西，看你找不找，找得著找不著。不知所終，隻是我們不知道而已。”他告訴我，他在四十歲年紀上，才知道有過一個同胞兄弟。在離小城五十裏遠的山上。他這樣說，“這事使人感慨良多。”
李元明說，有一天回到老家，一進門，就見著烏煙瘴氣。桌上擺著紅燭供品，四壁掛著寫著符咒的黃紙，幾個和尚道士高高低低地唱著。你說心煩不煩。最可氣的是當地衛生院院長居然提前知道我回家，在這個場合來談什麼撥款買器材的事情。稍停會兒，才明白原來家裏這一段時間不平安，做個超度。“說來也奇，年前修了個墓，不修便無事，修了墓之後，常有稀奇古怪的事。”
他的臉上浮出一種古怪的神情，說，“不是飯桌上出現小人的腳印，就是有人半夜聽到嬰兒哭。問了幾個風水先生，都說是做墓時少放進去一個，有孤魂找上門來。”不知道這個曾經受過科學訓練的醫生是真的相信這些鬼話呢，還是僅僅將這些傳聞當做一種有趣的談資，他說這話時，斷斷續續，又喝茶又抽煙，隻等著我追問。
後來，母親才說出真相。原來，我是雙胞胎，另一個比我大。那時日本鬼子封鎖沿海，又是鼠疫流行，可怕的大饑荒。父親死了，母親要改嫁。後爹家裏有點糧食，但也不多，提出雙胞胎隻能帶一個。我那時比大的那一個孱弱許多，做母親的總想都活下來好，所以就將我帶走，留下大的給叔叔家裏養。可是兩個月後，那個我叫哥哥的，卻死了，一家子都燒死了。如果不是有人去問什麼風水先生，母親怎麼也不會說這事，精神損耗太大。“才活了兩三個月，四十多年後居然有人專門做個儀式來找他，連官員都送來奠儀，你說奇不奇。”
說完這個事，他將他的大臉龐湊近來說，林淑姬這個人好找，她的老公是五十年代接辦醫院時的院長。他用紙寫了名字和地址，推到我麵前，“你稱呼他陳縣長就行。”
這人我當然認識。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小城事實上仍是一個放大一點的鄉村社會。小城裏沒有隱私。我聽說過林淑姬，但也僅僅知道她是縣院的醫務人員，僅此而已。她的丈夫名氣要大得多。
幾天之後，我走進她的家。林淑姬糾正了琴的一個說法。
她的經曆與琴幾乎一樣。在一個小城裏生活，在一個院子裏做事，進入老年後，同樣在星期天上教堂做禮拜。隻是丈夫不同出身，她的丈夫是北方人，是接辦教會醫院後的第一任院長。這樣，她的人生遭際便與琴有相當大的不同。比如文革期間受到的苦難便多了一些，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評價，也稍微不同。
林淑姬的家與小巷裏琴的家大不一樣。她的家建在西山腳下，緊鄰一座公園。屋子背後的山坡上長滿了鬆樹，一道溪流從山裏流出，從一群樓房中間穿過。這裏每一幢房屋都貼著白色或青色的瓷磚，大門幾乎一個樣子，都用鋁合金製作的欄杆裝飾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這些是小城中出現最早的私人住宅。
按她的說法，琴並未與魏倫娜一同到那個島上，因此所謂“大家都藏在空心的石頭裏”，隻是她的想象。魏倫娜肯定是被人營救出來，而鄭來到小城卻是“偶然”的。“誰也不知道這個人怎麼來怎麼去。”
“可是我聽說魏倫娜與鄭晟新有不同尋常的個人關係，鄭是經常進入英國人屋子的少數人。”
“這正是琴在造謠。”
“她與鄭晟新是偶然在那個叫什麼島——南官島上認識的。”林淑姬似乎比琴更多地了解整個事件的背景。
“魏倫娜被關在那個島嶼上。”她說，魏倫娜在南官島上整整十天，後來被一個叫作孫傳的人乘黑夜帶上一條船，回到大陸。“可是那個姓鄭的，卻是在英國人回到醫院後許久才來的。來的時候，好像和她還不太熟悉。”
“鼠疫其實是這人帶來的，”林淑姬忽高忽低的說話聲調使人感覺不舒服。比如談論並不神秘的事情，她把聲音壓得很低，甚至近於耳語，但片刻之後，又莫名其妙地將聲音提得很高，讓聽的人不得不將身子離得遠一些。說這句話時，她就壓低了聲音，“聽說還是有家室的，你想想，魏師姑那樣的人，怎麼能和這樣一個人來往呢。”
我想了想，笑起來，“這魏師姑倒真得有些犯難呐。”
“她差一點死了，死於鼠疫，”林淑姬說，“那時鼠疫、天花、霍亂多得很，一死就死幾十成百人，有的村莊都死光了人。”
到底是鼠疫流行開始後魏倫娜和鄭晟新來到小城，還是鄭晟新來了之後鼠疫爆發，林淑姬和琴的說法有些不太一樣了。不過，看起來如同曾經有過的無數曲折故事一樣，兩個人再次相遇的情節，卻十分符合浪漫的定義和後人的想象。
“鼠疫就是鄭的老婆帶來的，她是第一個死人，”林淑姬此時將椅子朝我靠了靠，一張一合的嘴幾乎觸著我的鼻子，“全身黑紫，著一身藍底白花旗袍呐。”
這個不明來曆的女人的死亡，開始了小城曆史上一次極為慘烈的瘟疫流行。“這事情你查一查資料就知道，那時街邊上就有人死著，城邊上死人就更多了。開頭醫院死了人還有人哭，後來就不知道拖到哪裏埋了，人心恐慌得不得了。那時醫院裏有人提出要趕走鄭晟新，隻是因為沒有醫生才作罷。”
我問，魏倫娜當時怎麼辦呢。林淑姬說，她有什麼辦法，她隻懂得藏在老屋子裏不出門，叫人不停地做祈禱，片刻不讓人閑著，三個多月過去，死人漸漸少了，事情就平息了。“這事情不能說和鄭一點關係都沒有。”她說，“有一種傳言，這個來曆不明的女人曾經被日本人扣押，帶到數百裏外的義烏鄉下，後來日本人又主動放了她，那地方死於瘟疫的人才多呢！”
這樣充滿了猜測和可怖描述的對話，使我感覺到身上陣陣發冷，我有意識地岔開話題。“那麼孫傳如何能在日本鬼子的看押中，將一個重要人質帶出那地方呢？會不會他本來就是個重要人物？”我有意避開我早已知道孫傳是她的親戚這一情節。
“絕對不是，他隻是個船工。那個時候他隻是幫人開船。魏倫娜對他不錯，她對誰表麵上都很好。他後來也在醫院裏做一份雜工，解放後轉到水產部門去了。”林淑姬的敘述要比琴有條理，但是經驗告訴我，對曆史事件越是有條理的描述，越有可能是事後經過整理的，不一定與事實相符。
我提出來想與她的老伴談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