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遲疑一下，說，你問不出東西來，老頭不提這些事情，並且將要離休了，現在脾氣大得很，不耐煩說這些不七不八的事情。
林淑姬告訴我，她是人民政府接管教會醫院時結的婚，結婚時就住在那樓。“魏倫娜前一天搬出去，後兩天我們就搬進去了，最多時那樓裏住著七八戶人家。”
“其實居家結構太複雜不好。結婚前一天老陳看著那壁爐紮眼，就用青磚將它封死了。過幾天，老陳半夜起來，提著駁殼槍滿樓找暗室，全樓人都嚇得不行。”
林淑姬送我出了門。她提示我，關於外國人的事情過去誰都不敢多說，尤其她們這一批出身不太好的老護士。但是關於她的親戚當過海匪的事情卻一直困擾著她，起因是琴的亂說。“琴的成分有問題，她娘家的屋子前後三進，麵闊五間，是城裏最大一幢屋子啦。現在當然沒有什麼，不過話還是要說清楚的。”她說，“要不是琴前幾天又說起這事，我也不找你。何況你也了解得不少吧。”最後，她建議找一下孫傳。說，這人老了，但總歸說得清那個時候的事情。
“孫傳”這人有多老沒有人說個準話，而當時詢問這個叫孫傳的人，算是一樁難事。這人居住在三都澳中間的一個大島上，雖說海島也不太遠，從小城東麵的碼頭開船卻要兩個小時才能到達。那個時候船隻少，開船還要等潮水，實在是不便。並且終究是別人的事情，與我沒有多大關係，不值得為了回一封信花那樣多的時間。至於後來對孫傳這個人有更多的了解，那已經是十幾年後的事情了。
在她的門前，我看見山坡的鬆林上，一大群白鷺在盤旋著。林淑姬說：“有什麼野獸驚了它們了。”
山很高，就成了視野裏一個綠色的背景，白色的鳥群起群落，像在青綠的襯布上作畫。我順著門前的小溪，眼光轉向東邊。城市東邊天際開闊，城邊的淺海在十幾年前已經被圍墾，現在是三萬餘畝的農場。
“沒有什麼野獸，隻是有人在樹叢裏走過。”我說。
“我看得見那個東西。”林淑姬堅持說。
我回過頭來看白鷺。前一刻高高飛在天上的鳥不見了。
在這個故事中，讀者將看不到任何涉及靈異內容的情節，相反，很可能陳列著一些相互不能吻合的瑣碎證言。這是因為隨著時光消逝，曆史事件的敘述者往往濾掉了他曾經浸淫其中的細節，隻留下無因無果的記憶片斷。這些片斷就是一扇雕花玻璃被敲擊之後掉落在牆角的殘餘碎片，盡管真實，卻十分尖銳。以至於碎片鋒利的邊緣割破了拾掇者的手指，使人誤以為這是一柄刀子。因此，現代的讀者和聽眾經常認為以往的人與事充滿了怪異的味道，其實那隻是一種誤讀。
話說回頭，當來自世界另一端的人，帶著他們自己的語言與習俗進入這座有著千年曆史的小城時，沒有一些誤讀、錯判，甚至是對立與衝突，那才是奇怪的事。尤其當一方認為自己身負使命，試圖全盤改變對方的生活方式和存留已久的行為習慣時，這樣的誤讀就更免不了了。
小城東邊，是一片深入大陸的寬闊海灣，當地人稱這種岸線曲折、海水幽深的海灣為“澳”。海灣方圓三百多裏，被平均海拔超過五百米的山脈環繞著，隻是東南方有一條寬三海裏長十海裏的水道與外洋聯結。數條源自大山深處的河流注入海灣，河口處衝積出一片片人煙稠密的膏腴之地。舟楫之利為西風東漸創造了便利，在近代國門洞開時，這裏便成了得風氣之先的地域。這海灣稱為“三都澳”，澳中島嶼星羅棋布，在其中最大的一座島嶼上落戶了十三家洋行和許多的教堂、修道院以及洋人的別墅、網球場、跑狗場。
然而海灣邊上的小城這時卻依舊保持著二百多年前康乾盛世的殘跡，古塔與舊廟是小城最為明顯的地標。陰濕低矮的住宅、逼仄的街巷使小城看上去更像一個龐大的村莊。小城裏的居民沿襲著多年的生活方式，西山采樵，東海捕魚，正月裏遊神，七月祭先人。教會醫院建立後的幾十年間，城裏的大多數居民得了病災，多半還是先求神問卜，實在病重，才到藥鋪中抓幾付草藥。更要命的是，這小城有重視吊喪和停棺的陋習。在小城四郊的城牆外零星散布著一些用泥牆築成的簡陋小屋，內中停放著未曾下葬的棺材。當那場來曆不明的瘟疫爆發時，小城裏的人們幾乎沒有任何抵抗能力。
四十年代初那場鼠疫漸起時，由於小城通往外界的海上碼頭被侵略軍摧毀，日軍和海匪封鎖了沿海，城中的居民驚恐地向山區逃亡。於是瘟疫波及一向寧靜的西鄉，在鄉村中造成更多的死亡。
據當地的《文史資料》記錄，四十年代初那場流行於城裏和鄉村的鼠疫，讓這個寧靜而平和的小城一片恐慌。這些記錄缺乏精細的科學描述，用的是中國舊式文人特有的誇張的語氣。
“三十一年夏，大疫，抵秋方止，死者盈千。”
“六月，疫起於西門某家，初見死鼠，後禍及四鄰。初猶棺殮，親朋往吊，繼買薄卷，人皆避之，終則闔門皆死，竟無人能殮者。九月間，空巷不聞人語，但聞蠅聲嗡嗡而已……。是疫波及西鄉，路絕人稀，某某全家疫歿，雞犬盡死。黃昏，鬼行市間，或嘯語人家，啾啾可聞……”
實際上，當時的可怕情景遠非這種近於文學描寫的文字能完整表達，特別是人群在瘟疫麵前喪失固守的價值標準的表現，就隻存在於口頭傳說中了。
對於教會醫院中的醫生和護士來說，或許是現代醫學知識使他們有經驗處置疫病蔓延的危機，或許是歐洲大陸對這種疾病的曆史記憶讓他們有勇氣麵對成群倒斃的屍體，《文史資料》記載，當時城內唯一的西式醫院的“負責人”，數次往返行走於省城與小城之間二百裏山路上，還請來了一支三人的醫務隊。
醫務隊一進入小城，就為縣政府擬寫了一份十分有趣的公告。如今保留在縣衛生局檔案中的一份公告，用一種單麵光滑的近於褐色的劣質紙張油印，公告中隻字不提“瘟疫”二字，卻要求民眾立即處理死去的親人。
“凡人死，最遲不得過六小時棺殮，不得超過六小時出殯下葬，原有久停未葬之柩，限一星期內清葬，違者依照左列規定分別辦理：
甲、有主之柩（有家屬或關係人員）應予強製執行。
乙、無主之柩（無家屬或關係人員）由當地政府會同慈善機關團體，負責送至公墓或義塚掩埋。其有姓名籍貫可考者，並代木標識。
丙、無主之屍由縣鄉政府會同慈善團體速予入殮火化。”
實際上，這一道命令在當時，隻是一個緩不救急的對應措施，並不能製止迅如野火的瘟疫蔓延。現代醫學在植根於一座千年小城的過程中麵臨的一次巨大危機，麵臨危機時的反應，正是改變對方的又一次努力。盡管這樣的努力在當時未必都有成效，甚至還有些自以為是，期間也有過許多的錯判、誤讀和衝突，但閃爍於中的科學精神與人性善良，證明人心之中深藏著的柔軟，甚至愛情。不論他們是鄰居還是家園遠隔萬裏，不論他們看待這個世界的眼光怎樣的不同。
瘟疫持續了三個多月。焚燒屍體、杜絕吊喪、隔離患者的措施，開初遭遇了不少人的抵製，後來人們習以為常。最終恐慌消失，人們回到了小城，恢複了平靜的生活。
這一年冬天，二層青磚小樓邊的紅葉格外鮮豔。魏倫娜女士送走最後一名鼠疫患者之後，將小樓進行了消毒，此後，小樓再一次成為這位遠離英格蘭故鄉的女士的家。
不過，與以往隻住著英國人與傭人的情況不同，此後的小樓，客人比以往多了。一些中國醫生、當地的政府官員、她的學生，甚至是一些痊愈後的病人，也成為這幢小樓的常客，有的還暫時居住在裏麵。這幢曾經充當過鼠疫隔離病房的小樓，最後成為一幢五層的病房大樓，這是許多年以後的事情了。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冬季的某一天，我接到縣醫院院長的電話，說是收到一封來自英國的信，裏頭說到了那幢舊樓。這幢兩層小樓正準備拆除，在原址上要建一幢傳染科病房。
建病房大樓這事情，屬於衛生局負責，恰巧我分管這項工作，並且這件事也勾起了我十幾年前調查積案時留下的一些疑問。於是，我抽了個時間去了縣醫院。
冬至這一天，我來到那幢青磚小樓前時，它的邊牆上攀滿薜荔，牆角邊沿長著長約兩尺的蒿草。草叢中有一株名叫“夜合”的灌木，正結著橄欖般大小的花蕾。一種被人們稱為“聖誕花”的灌木，有幾片葉子已經由青綠變成鮮紅，夾雜在其他荒草中，十分顯眼。據說是柚木打造的大門，不知在什麼年代消失了，現在隻能看到門角那巨大的青石門臼。不遠處有幾幢近年來新建的奶白色的大樓，那是在幾幢舊樓的地基上建成的住院病房。從那個方向飄來淡淡的來蘇兒的味道。這幢小樓的底層，原本鋪著六角形的紅地磚，完整形狀的沒剩幾塊，而且看不出原色。樓裏空蕩蕩，彌散著灰塵的氣味。
這幢小樓因為沒有人住，在好幾年前就放了許多陳年病曆，平時不開門。我在小樓前找到了院長。這是一位皮膚白皙的中年女醫生，戴著金絲眼鏡，大冷天穿著一身青色的呢套裙。她正指揮著幾個人往外搬一捆一捆的紙。幾個退休的老醫生護士在小樓內的廳堂裏圍坐著，用剪刀剪開係在紙捆上的細麻繩，似乎在挑選著有用的文件檔案。我一眼就看到林淑姬和琴也在其中，和十多年前相比，她們都老了許多。
院長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時畢業於某所醫學院，因此頗通外文。她告訴我，那封信是一位姓威爾遜的人來寫的。信裏通知“博愛醫院”的“院長”，醫院內有五幢建築建築年限已達一百年，因此“將不再為該建築的安全負責”。“這信寫於五十年前，用的是宜和洋行的信紙，老式打字機打的字”，院長笑著說，“這信或許是這個老威爾遜的孫輩寄來的吧，可正巧我們就要拆了它呢。”
早年間院子裏有許多這樣的青磚小樓。斑駁的粉牆和青磚上泛著隱隱的青苔，落日餘暉映照下，流淌著一層憂鬱的淡紫色。低低的圍牆外是伸向遠處山腳的稻田、蔗園、麻地，一道向西山蜿蜒伸去的青色石板路和一條小水渠繞牆而行。院子裏光亮的長方形麻皮條石鋪就彎彎曲曲的路徑，石縫中長著稀疏的寸把長嫩綠的小草。院子中有很多樹和花。有月季、美人蕉、菊、曇花、三角梅、臘梅、白玉蘭、桂花和石榴花。還有枇杷、文旦、番石榴、橄欖、柚子、荔枝、桃。還有幾株老樹。院子的東南角有一株大榕樹，樹上棲著不少白鷺。白天，白鷺們飛越小城，在城東邊海灘紅樹林裏覓食，傍晚飛回樹上。這幢兩層小樓的邊上，有一株棕櫚長得又粗又高，尖尖的枝葉挑過了屋脊。這是小城裏唯一的棕櫚，暗示這個園子的開辦者大約與南方與海洋有某種關係。當然，這些樹與青磚小樓，以及牆外的麻園蔗田，都是許多年前的物事了。至於那些樹和花，也隻留下棕櫚。
這幢小樓，是一百年前建的“五幢建築”中的最後一幢。
“這隻是洋人居住用的屋子嘛，為什麼建得這樣的堅固高大？”我有些疑問。
“這事也讓我費腦筋。”院長說，她問了一些老人，雖然說不太清楚，但可能和當時動蕩的社會狀況有關。
你聽說過“花山事件”沒有？她說，事件發生時，這個醫院的前身，那個教會醫院裏的屋子差不多建好了，隻是這幢小樓還沒有建。“那個事件，有十幾個外國人被殺，基本是一些婦人小孩。”
院長滿臉輕鬆，說的是一件發生在百餘裏以外山區的陳年舊事。這件事在當時影響波及海外，算得上一樁“國際糾紛”。“第二年建這幢小樓時，就增加了一些款，建得結實高大，怕是也考慮到防護吧。”
“可這麼一來，這幢屋子就不好用啦。除了四十年代鼠疫流行時期當過一段的病房，平時這裏就隻有一兩個外國護士住著。解放後雖然也住人，但總住不太長。”她補充說。“即便是五六十年代住房緊張，人家還是不太愛住這裏。”
她告訴我，四十年代那次可怕的鼠疫爆發期間，這幢小樓裏最多時擁擠著二十多個瀕死的患者，不斷地有人在小樓裏死去。小樓背後鄰著醫院的圍牆，開了個口子，死人直接抬到山腳下焚燒掩埋。“有個例子，西山有家姓李的，一家人十二口人，四天之內死了十個人，沒有人收拾，第五天被人放了一把火，連房子帶剩下的一老一小都燒成灰。隔離期間，聽說小樓裏住著一個外國護士和一個醫生，除了抬屍體的人偶然進出以外。”
小城冬天下午的陽光十分溫暖。但進入小樓時，我還是覺察到一絲冷意。西斜的陽光穿過二樓窗戶上鑲著的雕花玻璃，光柱中有細細的灰塵飛舞。樓下幾間房間堆滿了經年的病曆，泛黃的檔案覆蓋厚厚的灰塵，散發著黴味。樓上則全都空著。
屋外傳來幾聲汽車的鳴聲，我感覺到了時間錯位給我帶來十分古怪的感覺。我看了看門廳中央那條旋轉著伸向二樓的樓梯。那樓梯浸於朦朧之中，台階上的木板看不清是什麼顏色。我在想象那個高個子的紅發女子提著晚禮服下擺，腳步聲篤篤篤正在下樓。
過一段時間就是農曆新年，這個南方的小城，居然下起了大雪。
雪是大自然贈予小城的禮物。下雪的第二天，小城居民幾乎都擁向西邊的山，賞雪看鬆。雪後的藍天，映襯著銀妝素裹的山嶺，雪線恰好到達山腳。雪花落到小城裏，當即融化，隻在城內幾株大樹的樹頂上殘留著少許白色。城邊的海灘上沒有雪，籠著一層淡淡的霧。下雪給城裏人帶來快樂，卻使農民犯難。原來，這個小城是熱帶果樹地理分布的北線，下大雪或降臨一場連續數天的霜凍天氣，就能將荔枝樹、龍眼樹凍死。不過每日漲潮的海水，總能將熱量帶到海邊，寒冷的天氣裏，海灘邊上籠罩起一層霧，這霧就使果樹免去傷害。小城的城郊有幾株百年的荔枝樹，都長在海灘邊的坡地上。
鼠疫爆發的那個夏季，前一年正好下了一場大雪。
頭年大雪，第二年病災蟲災就少，這本來是民間的常識，但是那個年頭，戰火與瘟病同時到來，小城陷於黑暗之中。下大雪前三個月，日本鬼子的飛機再一次轟炸了三渡澳，並派陸戰隊占領了海灣中最大的島嶼。兩個月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英國人魏倫娜就在此期間，經曆了那次生死之劫。
如果不是前幾天和縣醫院院長在那幢小樓前的談話，英國女人的故事早就忘得一幹二淨了。可巧大雪過後沒有幾天，這位優雅的女院長告訴我，林淑姬病故了，她的丈夫——那位在小城中名望很高的離休老人要當麵告訴我一些事情。過了幾天，大約在春節前幾天，我又到了西山公園邊的那幢房子。老人在門口等著我。
這一次談話促成我走了一趟海島，補充了那位外國護士在中國所發生的故事的細節，但同時也增加了更多的謎團。
“心病哪，一直到死，這還是她的一個心病哪。”老人這樣開頭。
“其實我老婆跟那個親戚沒有什麼來往。他先是當醫院的工友，後來調到水產部門，文革那一年，還到醫院當工作隊呢，成分也是好的嘛。”
“那個張一秋是怎麼回事？”我向這位老領導提出個問題。
“張一秋不叫張一秋，當地人普通話說不好嘛。”
老人說，剛解放時，他們這些北方來的幹部統統被當地人稱為“兩個聲”，原因是他們聽不懂當地方言，而當地大部分群眾也聽不懂他們說的話。下鄉就得帶翻譯，像是到了番邦。
地道的小城語言和北方語言不能交流，而且還有一些非常獨特的詞彙，保留著一些中原古音，甚至是一些古老的楚、越語的殘片。這實際上說明，小城的曆史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十分封閉的。這與海洋、高山的阻隔當然有直接的關係。
“這人叫張以洲，閩中人，是個海匪頭，日本鬼子占領福建沿海後，他成了漢奸頭子，在省城邊的一個海島上，是個縱隊司令。”老人說，這個姓張的海匪靠著手下幾百條槍，在抗戰的動蕩時期，填充了沿海地帶的權力真空，船行福建北部沿海一帶，“日本人都讓他三分，國統區的基層政府就拿他更沒有辦法了。”
老人口齒清晰，敘述完整，將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三都澳海區的狀態說得相當清楚。
“日本人雖說沒有進入這個海邊的小城，城東麵的大島卻被飛機炸了三次。”他屈著指頭，“一次是三八年四月，一次是四一年九月，最後一次在四四年五月。”他說，“那島上原來繁華得很哪，可是上千幢屋子和幾十條船都炸飛了，一座城就這樣沒有了。四一年那次，日本人用了三百個士兵登了島，不到一個月，搶去十萬根木料，幾百噸洋行裏的煤油。抓住國民黨俘虜兵，把頭按在木船的船沿上，一刀剁下去，人頭就掉到海裏去了，”老人比劃著，“就這麼砍了成百個頭。”
日本人很快撤出了三都澳這個大島，但是中國軍隊也沒有力量上島守護，於是，橫行於海上的土匪時不時光顧島上，成了這一帶的主宰。
“水產部門那個親戚，當年其實就是一個走船的，自己有條船，特殊時期嘛，當然不能得罪這幫海匪，說是一夥的不靠譜麼！”
老人告訴我，那個島在民國時期有個鄉的建製，林淑姬的父親就當過一任的鄉長。“抗戰結束前一年，這張以洲上島派款，拿不到錢，就一槍打死了她爹。”
你說林淑姬和海匪能有什麼關係！老人說到這裏，臉上露出了怒容。“那個叫什麼孫傳的，文革期間搞了琴一家夥，矛盾就這樣發生了。”
是不是因為和外國人有關係的事情？我問道。
“跟那個沒有關係，”他說，“這事情我們早就有結論了。”老人告訴我一個細節，魏倫娜實際上是被控製在海匪的手上，日本人並不知道抓了一個外國人。但是她從敵占島被救回的第二天，就是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如果遲一天，這女人就沒有命了。“應當說，這外國護士還是為當地人做了一些好事，現在也算國際友人了，孫傳做得沒有錯嘛，是不是？”
那，是不是因為鄭晟新的事情？
“鄭什麼？不記得這人。其他不曉得。聽說孫傳拿走了琴的一些私人小東西，後來丟了，琴就糾纏上淑姬啦。”
他最後說，孫傳年紀想來也老了，是不是盡快找他一下，把東西取回來還給琴，也讓林淑姬安心。
“也算我委托你了。”
春節過了十來天，單位還是處於半休息的狀態。這是小城的生活與工作節奏，也是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不願意隨著成年的兒女定居大城市的理由。這天恰好有朋友租船到三都澳遊玩，我隨著到了海灣中最大的島嶼，尋找本該在十幾年前就應當要訪問的孫傳。
這個島嶼有二十多平方公裏，早在十九世紀末，就開辟成商埠。島的中部，有一個小鎮，街上有書店、銀行、電器行和門口裝飾著紅色燈具的發廊，人來人往，很是繁榮。山坡上的鬆樹林裏，兩三幢百年前修建的西洋建築物也被人重新修葺，遠遠望去，屋角從鬆林裏露出一點。五十多年前戰火的痕跡一點都看不到了。
我要尋找的漁業收購站，卻不在小鎮上。
沿著一條長長的海堤，我走了半個小時，才到島嶼東邊的一個小村子。長長的海堤上空無一人。陽光並不能抵禦從海麵上吹來的寒風。此時恰好退潮，海堤下大片的泥淖裸露著。走到海堤中間時，我看到一隻死去的海豚斜倚在海堤腳下的泥灘上，它的肚皮上有一道六七十厘米長的口子，大約是被從海麵上疾馳而過的炮艇撞傷後死去。
村子裏的屋子順著陡峭的山坡密密麻麻地排列著，屋子全都用灰白色的花崗岩砌成。早年間的漁業收購站是一幢二層石砌屋子，是這個村子最大的建築物。大門前，有著一塊村子裏僅有的百來平方米的空坪。一個青年女子正彎著腰用木耙子梳理著一張竹席上的鹹魚幹，還不時地揮舞著手裏的耙子，驅走冬日裏少見的蒼蠅。
“請問，孫傳家是在這裏吧？”
那女子立起身子，轉過臉，驚著似的看了我一眼。
這也使我吃了一驚。
吃驚的原因在於，這女子長得非常漂亮。
據我所知，這個村子裏的居民，全部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從船上搬遷到岸上來居住的船民。他們的曆史在小船上。據說五十年代初，用語言、文化心理、生活習俗來確認少數民族的時候，有專家也曾提議將這個被稱為“疍”的、有著數十萬人口的人群劃為少數民族。因為世代居住、繁衍皆係於一葉小舟，所以他們與農業、城市人群的習俗大不相同。早年間甚至僅從外貌上也可以區別出這個有些另類的人群。比如，他們的膚色就特別黑一些，個頭也相對較小一些。甚至相當多的人，走路時也如同走在搖動甲板上，膝關節外分，腳步內八字。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他們被陸上居民蔑稱為“曲蹄”。但是，眼前的女子卻全然推翻了我的原有印象。以現代人趨於西化的審美標準來說，她正是在英國十分出名的辣妹那種類型的美女。
“你找孫傳？這人不知道。”她站直身子，一副高挑的身材。
“我剛剛走了那條海堤，現在飯還沒有吃上呢，你幫忙問一下好嗎？”
“這裏沒有孫傳這人，你是城裏來的吧？”
“他是個老人，很大歲數吧，過去在醫院工作，人家說他家就在這個村子裏，並且就住在收購站。”我想假如找不到孫傳，也想辦法在這個姑娘家裏吃頓飯。
“舅，有客人找人。”姑娘想了想，轉臉朝著大門叫了一聲。這時，屋子裏走出一個五十來歲的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