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義利觀的演變規律研究
理論研究
作者：胡範秀
【摘要】按照黑格爾的辯證法，事物的發展都要經曆正題階段、反題階段，最後經曆合題階段，達致真理的目的。在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上，義利觀的發展也經曆了同樣的三個階段。先秦時期，義和利在總體上是和諧統一的，這是義利觀發展的正題階段。而宋明時期，義和利絕對對立，“存天理，滅人欲”，完全忽視利；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又出現了完全相反的現象：隻重視利，完全置義於不顧。這兩者都是義利觀發展的反題階段。當前，義利觀正朝著合題階段——社會主義義利觀——發展，但尚未形成。
【關鍵詞】義 利 義利觀 社會主義義 利觀
黑格爾認為國家決定市民社會，即社會倫理理念包含著三個環節，即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家庭代表著普遍性，是直接的倫理精神，市民社會代表著特殊性，國家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在黑格爾看來，家庭是正題，市民社會是反題，國家是合題。三者之中，合是真理，是“大全”，是根據，是正與反的目的。由此黑格爾得出結論事物在發展的進程中都會經曆不同的階段，由正題到反題，最後發展到合題，達致“大全”的目的。
義和利問題一直都是一個重大的倫理問題。在中國曆史上，很早就有“義”和“利”這兩個字。“義”即公平合理，表示人們行為的倫理範疇；“利”表示人們生活的物質範疇。人類的存在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衣、食、住的問題，其解決要靠物質利益，靠利。因而利的分配予取就成了一個具有社會決定性的重大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有一個標準，即義。而對於義和利的具體操作，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從黑格爾正反合的理論出發，縱觀中國曆史上義利觀的演變，大致經曆了正題階段，也經曆了反題階段，當下，正朝著合題階段發展。
一、正題階段：先秦時期
先秦時期的義利觀是正題階段的典型代表。這一時期的思想家雖然也看到了義和利的矛盾，但更多的是強調二者的和諧統一。
義利問題是孔子思想中的一個主要矛盾。孔子的全部倫理思想及其道德的規範體係，都是圍繞著這個矛盾並試圖協調解決這個矛盾。雖然“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但在《論語》一書中，還是有6次提到了“利”，對於“義”則有24次。很多人認為孔子重義輕利，“崇仁德，而蔑視財物”，把義擺在首要的地位，置利於不顧。理由是孔子在《論語》中說過“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外，孔子還說過“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在《論語·裏仁》中，孔子更是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為了義，死尚且不避，更何況是利呢？但這樣理解孔子的義利觀是很片麵的。
首先，孔子承認利的合理性、客觀性。他明確表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也曾經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可見孔子並沒有置利於不顧，他肯定財富和地位是眾人的追求。孔子認可這種追求，並認為如果富貴是可以追求而得到的，就是去做市場上的守門卒，他也會幹。
其次，義以為本。在承認利的合理性的基礎上，孔子認為義和利乃是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對於如何求利，孔子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追求財富和地位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所用的方法一定要正當。否則，孔子寧願“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最後，孔子勸誡世人要“見利思義”、“義然後取”。當子路問孔子如何成人的時候，孔子回答說“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球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人矣”。後又補充道“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看到利益，能夠想到自己該不該得，是一個人能夠稱其為人的必要條件之一。在義和利不能同時得到的時候，要做到“義然後取”。孔子還告誡人們“放利而行，多怨”，不要貪圖眼前的蠅頭小利，“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義利觀，並發展重義的思想。孟子初見梁惠王時，“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二人雖是初次見麵，但孟子還是毫不客氣批評梁惠王對利的渴求，可見孟子對義的重視。此外孟子認為“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