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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鳴
好多年了，除了新聞和某些紀錄片之外。基本上不看電視。有時候打開電視。僅僅是為了讓空曠的屋子裏有點動靜。但是，不經意間，一則廣告卻讓我的眼睛停在了電視畫麵上。廣告說了一個故事，一個白領多年離家在外，因為打拚得凶，有好些年沒回家了。這一年，終於年邁的父母得知，兒子可以回家看看了。但是，快到家的時候，白領接到了老板的電話，說是有緊急事務要他馬上回來處理。於是，忙活了好些天做了桌子菜的父母，隻好淚流滿麵，空巢再度。
這則奔騰車的廣告，也許僅僅就是廣告，但這個故事卻觸動了人之為人的某種最柔軟也最尷尬東西——有家難回。
家對於中國人而言，具有價值觀的意義，尤其是高堂在上，別無兄弟，份量就更重。雖然說，現代社會人漂流四方，但交通工具的進步，日新月異。過去“朝發夕至”須得順流直下，而且也得限製在百裏之內。但是今天，“朝發夕至”對於這個地球任何一個地方似乎都適用。也就是說，即使人在大洋彼岸，真的想要回家，也不過就是一天的功夫。過去稱美國是汽車輪子上的國度，但現在已經輪到了我們，城市裏的人們已經進入了汽車時代。但是，交通便利了，人與人的距離反而遠了。父母的家即使就在城裏，兒女也坐在汽車輪子上，但見麵的機會反而少了。
歌裏唱，常回家看看，據說新製定的法律也說，常回家看看。回家的路，就是越來越遙遠。為人子者，要說不思念父母，那是假的。不是路不通，也不是交通工具不方便，回家的路，就是困難重重。不僅農民工回不了家，大學生“蟻族”回不了家，北漂的“鼠族”回不了家。就連中產階級的白領，有車有房，也回不了家。
春運期間的高票價是障礙，如果高鐵普及，擠掉了普通列車，看起來更加快捷的高速鐵路，就成了底層低收入人群回家的更大障礙。每年都有付不起旅費回不了家的大學生，現在，這個隊伍裏，又加上了“蟻族”。跟鐵路人員勾結的票販子，更是一個障礙。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障礙不僅抬高了票價，而且造成了春運秩序的混亂。在這個混亂中，民眾和政府都是輸家，唯有極少數的“黃牛黨”和他們後麵的人獲利。這個頑疾治不了，在外麵的人們年年都回家難。
當然，回家更大的障礙是結構的問題。那則廣告上講的故事，也許有點極端，這樣不通人情的老板即使有，也不會很多。但是，如果真有這樣的老板，隻要員工還在乎這份工，多半還就是得服從，往往收入越高，服從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些表麵光鮮，事業有成的白領，“事業”兩個字構成了有家難回的全部借口。
其實，人們都知道，借口僅僅是借口，真正的問題是那份工作和薪水。因為這樣的白領很可能是房奴，車奴和孩奴，一旦丟了工作，哪怕僅僅是幾個月，月供就斷流了。做了房奴和別的奴，就等於做了老板的奴隸。如果還有一大堆人在跟你競爭，寧可拿你一半的薪水做你的工作，老板讓你怎樣，就可以怎樣。回不了家，僅僅是一盤小菜。
有家回不了，實際上是有家不能回。回不去，是因為社會有了病。不是唱唱歌，製定一個法律就能解決的。作為中國人的孝道，作為中國人價值觀的“家”，就在種種無奈和苦澀之中被消解。住在城中村，群租房的“蟻族”和住在地下室的“鼠族”，跟住商品房的高級白領，都沒有尊嚴，沒有價值追求。對於權力，對於金錢的壓力，隻能服從，再服從。
這是一個很少令人感到快樂的結構，幸福感，正在離我們遠去。能不能回家，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時間越久，問題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