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理論第一刊
文化·風風雨雨的故事
作者：苗作斌
《紅旗》雜誌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刊物，於1958年6月創刊。當時我國社會“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如何從中國實際出發，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進行著全麵實踐和深入探索。曆史整整走過了五十個年頭，發生在《紅旗》的往事並沒有因時光流逝被衝淡，而是經常地湧入人們的腦海，讓人回味。
毛澤東的《紅旗》情結
《紅旗》雜誌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關懷、具體指導下創辦的。早在1955年10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辦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正式提出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問題。這年3月，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決策在成都會議上被具體化。在1958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主席作出創辦刊物的正式決定，並定名為《紅旗》。
當中央醞釀創辦刊物時，一些同誌請毛主席為刊物起名字。主席說，還是走群眾路線，讓大家一起來尋個好名字。有關單位就發動大家提名，彙集上報。毛主席從中圈定了《紅旗》這一名字，並經中央全會確認。毛主席還為《紅旗》題寫刊頭二十餘幅，他給《紅旗》總編輯陳伯達的信中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核，如不能用，再試寫。”他在題字旁還注有說明：“擬可用”、“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
編輯部從中選了兩字作為正式刊頭，這就是至今仍為大家廣為認知、眾口稱讚的“紅旗”二字。
中央同時還決定成立《紅旗》雜誌編委會。編委會第一次會議於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鄧小平同誌主持召開。編委共36名，由中央有關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部隊中理論水平高、寫作能力強的同誌，以及宣傳理論係統的負責人、黨內學術理論專家組成。其中鄧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陳伯達、胡繩為常任編輯，陳伯達為總編輯。這次會議也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由於工作人員的疏忽，通知了兩個李達開會，武漢大學校長“文”李達是編委，與總參的副總長“武”李達重名。“武”李達到會後發現不對要退席，小平同誌說，既然來了，就坐下聽聽吧。這個大編委會由於成員分散在全國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會議召集困難，以後再未開過。因此，1959年中央決定在《紅旗》內部成立一個編委會，由總編輯、副總編輯以及4位編委組成，主持《紅旗》的日常工作。
《紅旗》創刊號於1958年6月1日出版。發刊詞由胡繩執筆，經毛主席、鄧小平同誌審定。同期發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此後，毛主席一直關注《紅旗》的工作，經常向《紅旗》推薦文章，對一些稿件還作了精心修改。 1958年8月，陸定一寫了一篇題為《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審閱，主席前後看了好幾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見，有時自己動手作重要修改。8月22日，他在給陸定一的信中說：“在教育史部分，應批評凱洛夫、斯大林，對中蘇都有益。中國教育史有好的一麵，應當說到，否則不全。你看如何？”他特意在陸定一的稿件上加寫了這樣一段話：“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麵。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範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眾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並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毛主席對兒童的全麵發展也作了精彩補充：“兒童時期需要發展身體，這種發展是要健全的。兒童時期需要發展共產主義的情操、風格和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就是我們時代的德育。二者都同從事勞動有關，所以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總結以上所說，我們所主張的全麵發展是要使學生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對此文他特批：“登《紅旗》，題目特大，全文盡量用較大字型。”同時，還代《紅旗》寫了編輯部按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