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的中國城市化
財智觀察
作者：牛文元
如何探討“新常態”下中國城市化的發展道路、方略，是大家都十分關心的問題，“新常態”的提出是美國太平洋基金會會長在世界經濟危機後，也就是2008年以後提出的，但是中國提出的“新常態”應當說和它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我們有自己獨特的內涵。
“新常態”大家總結12個字——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多挑戰，我們就不細說了，但是對於城市化來講，我們正好麵對破解兩大世界難題的要求。一是如何走出增長停滯的怪圈，實際上很多預測中國經濟崩潰，都認為中國高速增長30多年，像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還能繼續嗎？二是如何能夠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這也是世界上一個普遍的大問題。這兩大世界難題現在我們正在經曆，世界的眼光都在看著中國，能否順利破解這兩大世界難題，於是我們就考慮到中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其實是破解這兩大世界難題的一把鑰匙。可以通過戰略創新、各方麵的創新提升城市的競爭力，由此來克服增長停滯。統籌城鄉使得國民待遇統一，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這兩個都有賴於新型城市化的順利展開，這也是斯蒂格利茨，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經常講到的一句話。他認為影響21世紀的兩個最大的事，一歸結於美國的高科技，二歸結於中國的城市化，這既有他的道理，也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是大家都非常關心的大問題的成分。
截至2012年，中國有330萬個自然村、62萬個行政村、5.8萬個鄉鎮、80714個社區，還有2600個縣級單位，287座地級以上的城市和31個省會城市，再加上4個直轄市，所有人都生活在這裏邊，這13多億人由於地域不同，職業的選擇不一樣，生活方式不一樣，同時也由於我們所說的國民待遇不一樣，身份認同也不一樣，大體上分成兩大部分，就是我們說的城市和農村，說到底就是解決這樣一個隔閡的問題。最近30年又分裂出一個過渡型的城市，流動人口、農民工兩三億人在這裏麵。兩三億人在全世界的分量是大分量，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都是我們目前需要麵對的。
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有著複雜的曆史背景，既有和世界城市化一致的地方，也有自己獨特的一些方麵。這集中表現在五個方麵：一是城市的戰略定位問題，我們分成前30年和後30年，定位不一樣，過去對城市的定位是矛盾的，一方麵讓城市提供消費品，如自行車、紡織品等；另一方麵非常擔心中國變色，總覺得城市是複辟資本主義的土壤，是杜勒斯所冀望三四代人使中國變色、複辟的陣地，因此我們都很熟悉。過去我們對城市的定義一方麵是要發展，一方麵要醫治；一方麵希望發展，一方麵又恐懼，這是非常重要的隱憂。大家都知道曆史上有一個口號，我們都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沒有把城市看作是新型生產力或者是先進生產力產生的平台，這是我們在戰略上的比較大的一個問題。以後認識到先進生產力必然在城市裏產生，而且是引領財富增長的領頭羊。但是又發生了一些問題，到底我們在城市裏怎麼發展，怎麼來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平台。二是發展心態的問題，大家爭論大中小城市，到底以小城市為主還是大城市戰略，這個戰略的定位我們曾經有一段爭議的比較多，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消失。三是城市發展到底是建設城市還是為了人的宜居幸福，這方麵我們也有不同的觀點和看法。四是城市發展的資產負債，靠什麼東西獲得財富，負債是什麼東西，比如對生態環境，對資源的過度消耗等等，這個賬過去算dede不清楚，產生了很多專家都已經提出的生態文明的問題，這就是個很大的問題。五是城市發展和製度建設，包括城鄉統籌、土地製度、戶籍製度、將來我們在新型城市化道路上涉及到的製度性的安排。這是在新型城市化道路上我們碰到的問題、爭議和矛盾，以及破解這些矛盾的方法，怎麼求解。
為什麼要提人的城市化，本來人的城市化本身就是人的轉移，怎麼還要提？實際上我們說人的城市化是一個政策鏈，是一個鏈條，包含了四個不可分割的鏈條：一是人的解放；二是人的就位。到了城市要能生存下來，住下來，有活兒幹，有錢掙；三是人的規劃。和城市融合在一起，這個需要很多過程；四是人的幸福，最終來到城市幹什麼，就是為了更好地生活。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口號，城市是為了更好的生活。更早，亞裏士多德提出人們到城市就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
（本文係根據作者在中國社科院主辦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成立大會暨“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整理而成）
牛文元
國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