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應對外部威脅轉換成長期戰略
封麵話題
對付恐怖主義要有一個全球的視角
許濤：
我們對付恐怖主義除了技術上、組織上和人力上的認真應對之外，還要有一個高度，要有一個全球的視角。
關於恐怖主義，在國際政治中還有個話語權的問題。在9.11事件之前，2001年剛剛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的時候，我們就提出了“三股勢力”的概念，當時並不被國際社會廣泛關注。9.11事件後美國人提出反對恐怖主義，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便紛紛響應。這與全球性的恐怖主義威脅和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或者說和全球化的極速發展有關係。擁有優勢資源的國家或政治主體，能夠操控全球化中掌握優勢資源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會產生很多被邊緣化的國家，像一些阿拉伯國家、個別中亞和南亞國家，甚至一些老歐洲的國家。全球化像一頭無人能夠駕馭的怪獸出現在世界上，造成當今世界上差異的擴大，醞釀著族群間的衝突，刺激著各種極端主義形式日益活躍。當我們對恐怖主義的認識具有了全球戰略的高度，無論針對當前地區性宗教極端主義的興起，還是構建地區安全機製的實踐，都應擺脫簡單而消極的應對方式，厘清源流，從而做到標本兼治。
孫壯誌：
我們現在能不能把應對外部的威脅轉換成一個長期的戰略呢？其實，利用亞信會議和“主場外交”，我們想傳遞的是關注亞洲安全觀的理念。但是光有理念是不夠的，怎樣能讓保障安全的具體倡議得以落實呢？現有的機製我們能不能利用好？比如，上海合作組織及其他一些國際合作都可以做得更務實一些。有的時候，經濟和安全是不可分的，但如果過分迷信經濟手段，忽視了安全能力的建設，隻會遭受更大的損失。經濟合作不能替代安全合作，良好的經濟關係不能保證能夠開展深度的安全合作，因此，經濟與安全合作二者一定要兼顧。
另外一個問題，新疆的恐怖主義這麼猖獗，我們能不能在國際輿論中占有製高點？其實我們是受害者，但好像美國一承認新疆發生的是恐怖事件，中國人就很高興，好像標準在美國人那裏，非得美國人說。我們能不能主導國際話語權？我們能不能主導一些國際合作？現在確實到了這個時候，包括規則、製度、框架安排，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可以把我們麵臨的威脅轉化成一種其他國家共同的認知，因為恐怖主義的威脅不隻發生在中國，雖然我們遇到的情況更複雜，但是其他國家也都遇到了，如俄羅斯和中亞國家、西亞國家，它們至今沒有擺脫恐怖威脅，在這方麵我們有很多共同語言，可以采取共同的應對。
通過國際合作爭取更大的空間
孫壯誌：
從外部來說，國際環境很重要，首先要爭取一個好的國際環境。比如擔任亞信會議主席國，通過這樣一個平台推動多邊合作，爭取更多國家的支持，包括在這方麵形成一些共識。我們希望搞一些具體的機製，包括司法方麵怎麼交流，對反恐人員怎麼培訓，這些方麵都可以落得很實，有了共同的原則就可以開展活動。
我們內外文章都要做。從內部來說，我覺得這根弦要繃得更緊一點，采取行動的力度要更大一點。同時，如何通過國際合作為我們爭取更大的空間，在切斷恐怖主義外部聯係方麵采取一些有力的行動，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我們經常講，要發揮聯合國在維護地區安全、解決地區熱點方麵的領導作用，但實際上這是一廂情願的，因為聯合國的行動能力要受到大國的製約，還有複雜的授權和財政問題。我們應該主動在聯合國的旗幟下尋求建立一些機製，與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開展更深層次的合作。
其次，現有的機製我們也沒有完全利用好，包括上合組織地區反恐機構。當然這方麵我們也有責任，我們在開峰會的時候進行輿論宣傳，原則、理念、戰略談得比較多，但真正落到機製、措施就談得比較少。上海合作組織簽了應急措施協議，應該在此基礎上把應急機製建立起來，包括聯合執法、聯合禁毒、邊境防控、聯合緝捕等，每個可能出現突發事件的領域都要有相應的機製，有備無患。上合組織框架內有安全會議秘書機製，負責協調安全政策，過去我們沒有相應的機構，沒有利用好這個機製，現在我們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了，應該讓這個機製有工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