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報》起源於明朝，在清朝時最為興盛。《京報》與小報不同，它是以公開合法的商品買賣形式存在的，屬於官報範疇。《京報》之所以在當時能合法出版，主要是因為它們報道的內容是以抄錄官方準許的內容為主。《京報》的內容分為宮門鈔、上諭和奏章三部分。《京報》每日發行，每冊售價十文。京外南方報紙，都以轉載《京報》為唯一材料，所以《京報》在全國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盧魯生等人是出於愛護百姓之目的，借助《京報》在全國的影響力造成一定的輿論影響。《京報》的編輯者也希望通過刊登“孫嘉淦”的奏稿來吸引讀者注意，這才造成了這一“假新聞”的廣泛傳播。
假新聞的特征有：①假新聞表現形式必須是新聞，傳播者是新聞媒體。《京報》所登的奏稿，是一種廣義上的新聞，是官方的消息，這一偽奏稿也是由《京報》這一官報傳播來的；②媒體、作者在主觀上有重大過失，或者故意炮製。這一偽奏稿的作者完全是假托孫嘉淦，內容也是完全虛假的；③假新聞還必須是基本失實或嚴重失實，如果僅僅是個別細節失實，或者個別詞語用錯，不應認定為假新聞，這一偽奏稿完全是杜撰出來的，應被認定為假新聞。
“傳抄偽稿案”與集權主義控製
清初大興文字獄，實行文化專製統治，對民間的辦報活動嚴加約束和限製。從清初至嘉慶年間，在中國公開發行和流傳的隻有舊式報紙。這類報紙除報頭外，一般沒有標題和評論，沒有報房自己采寫的新聞，印刷裝訂也很簡陋。嚴格地說，還算不上真正的報紙。清政府曾明文規定禁止傳報未經批發的奏章，禁止探聽采錄科抄以外的新聞，禁止不實報道，禁止偽造題奏和禦批等等，其目的是為防止泄露朝廷機密和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清廷最高當局最為忌諱的是報房或官民偽造題奏和禦批。對這類違禁事件的懲處也最為嚴厲。乾隆年間的這一“傳抄偽稿案”使統治者極為震怒，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排查，將最後查出的主犯一幹人等處死，連同查辦不力的官員也遭到處置。
清初的這種文字獄，並對民間辦報活動嚴加約束和限製，實行文化專製統治，是一種典型的“集權主義傳播控製”。
從“傳抄偽稿案”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清初報業被嚴格控製在統治者手中，所刊內容與形式完全受統治者支配，隻允許刊發官方信息，不允許自采消息。雖然《京報》的確刊發的是官方奏稿，但“傳抄偽稿案”中的奏稿完完全全是偽造的，觸犯了統治者的利益，統治者對其的處罰也非常嚴厲。但我們也能看到，乾隆在得知事件感到震怒的同時，也注意到了輿論的力量，不想公開追查此種直接把矛頭對準他本人的激烈的指責言辭，所以才命各省秘密排查，也說明統治者在傳播控製的時候，也注意到了輿論的力量，“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才能使清朝後來統治者開報禁，允許一定的言論自由。
(作者單位：楊楠楠，合肥人民廣播電台新聞中心；魯凱，安徽電視台)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