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教育三人談
教育是興國之本和民族複興的基石。本刊發表當代教育問題的一組文章，旨在引發大家的深入思考。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公布後，引起大家的熱議。眾所周知，所謂“瞻前”，應該建立在“顧後”的基礎之上。因此要想正確評價這個“前瞻性”很強的“指導性”文件，首先要分析一下當代教育的誤區和困境。
在我看來，當代教育的誤區和困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 急功近利的思想扭曲了教育的本質
教育是讓人們認識世界、享受生活的一個過程。如果一定要賦予它目的的話，那就是要幫助學生養成獨立的人格。從這個角度來看，教育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培養人才，而是為了讓每一個學生成為真正的人！也就是說，如果隻強調人才的培養，忽視了人格的養成，那就很容易讓學生成為不會思考的工具。
最近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讓中國人有尊嚴地生活。那麼怎樣才能有尊嚴地生活呢？著名哲學家帕斯卡爾認為：“人的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而思想就是人格的具體體現。因此我覺得要想讓中國人有尊嚴地生活，就要讓他們從小學會思考，學會表達自己的看法，而不是隻知道死記硬背、人雲亦雲。多少年來，我們的教育在“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思想指導下，往往用增加時間、加大負荷、加深難度等辦法來訓練學生，使學生非但不能享受教育的快樂，反而把學習當作一種無情的競爭，一件很痛苦的事。與此同時，在所謂“知識改變命運”等口號的誘惑下，整個社會把“讀書上大學”與“就業找工作”混在一起。這樣一來，所謂教育就成了一種教人“搶飯碗”(蔡元培語)的勾當。如今倍受大家指責的高考製度和應試教育，就是這樣形成的。
另外，隨著分工越來越細，整個社會對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的需求也越來越大。為了順應這種需要，各級各類學校都把傳授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當作壓倒一切的重要任務。對於這種現象，知識界早有警惕。比如早在上世紀40年代末，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就指出：螞蟻的分工是一種本能，而人的發展卻有無限的可能性。因此專業教育造就的人才除了具備一技之長外，還有很多短處。但是不少人卻因為擁有一技之長而非常自負。因此這種人越多，人與人的合作就越困難，衝突也越厲害，“國家的和諧康泰越不可問”。幾年以後，愛因斯坦也明確指出：“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
有鑒於此，我們一定要對單純的專業教育保持足夠的警惕。
二、“計劃教育”無視學生興趣
所謂“計劃教育”，不過是借用“計劃經濟”的說法，因為它們都是上世紀50年代以後的產物。如今計劃經濟早已被否定，但“計劃教育”卻仍然大行其道。於是，在實行改革開放30多年之後的今天，有關部門仍然要依靠統一招生、統一考試、統一大綱、統一教材、統一進度來管理教育、管理學校。這種“大一統”的計劃管理體製不僅大大影響了各級各類學校獨立自主辦學的積極性和創造力，而且還很容易把學生培養成千人一麵的標準化工具。另外，在這種體製下，考核中小學校的主要標準是升學率。為了追求升學率，中小學隻能把單純的知識訓練放在首要位置，從而剝奪了學生的其他興趣與“和諧發展”的機會。於是有人把學校比作煉丹爐，把學生比作“考試機器”。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近年來我們又提出所謂“素質教育”。但由於上述“大一統”的局麵沒有改變，所謂素質教育也很快成為一種籌碼，陷入升學競爭的漩渦，從而進一步加重了青少年的負擔和壓力。
這種局麵的形成，顯然與管理者封閉落後的教育觀念有關。他們以為，隻要通過“大一統”的模式向學校和學生施加壓力，就可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但是現代教育的奠基人杜威認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不應該被動地接受一大堆知識，而應該懂得怎樣從各種渠道汲取知識，並借助工具利用這些知識。基於這一理念，他希望學校要成為引導學生認識社會的一個特殊環境，教師要以一個指導者的身份激發學生的興趣，而不要控製他們的學習。如果學校總是讓學生被動地接受教師的傳授和教材的內容，什麼事情也要被動地按照書本上的“標準答案”去做，那就會讓學生養成盲從、呆板、不虛心、不誠實、缺乏負責心和判斷力等習慣。其結果，很可能是一事當前，隻知揣摩別人的想法，卻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這對於專製社會來說是需要的、滿意的、成功的，但是卻不利於公民的培養，與民主社會的要求格格不入。杜威還說：“教育的最大毛病，是把學科看作教育的中心。不管兒童的本能、經驗如何，社會的需要如何，隻要成人認為一種好的知識經驗，便煉成一塊，硬把他裝入兒童的心裏麵去。”這是造成死記硬背教學模式和班級化教學體製的根源，也是學校與生活脫節、學科分割太細，學生對學習不感興趣的基本原因。正因為如此，南開大學的老校長張伯苓當年就說：“隻知道壓迫著學生讀死書的學校，結果不過是造出一群‘病鬼’來，一點用處也沒有。”潘光旦先生也認為：馬戲班子訓練各種動物，讓它們模仿人的行為，是為了賺錢；如果我們的教師也幹起類似的勾當，那就和馬戲班的老板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