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當代教育早已拋棄了五四傳統，走上了一條無視兒童本能和興趣的道路。
三、 衙門管理剝奪教師權利
說完學生的遭遇，再看看教師的處境。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根據國際慣例，已經建立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現代教育體製。在這個體製中，學校是一個獨立自治的學術共同體，校長是這個共同體眾望所歸的領袖。正因如此，學校校長的任免，不僅要征得大多數教師同意，還要征求老校友的意見，如果校友會不同意，校長的任命很難實現。但是如今的學校卻是一個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無論是行政還是業務，都要歸政府的有關部門領導。於是校長不僅有相應的行政級別，而且還有隻對上級負責的義務和不受同行監督的權力。這是造成學校衙門化的根本原因。
學校衙門化的一個特產是量化考核製度。這種製度把活生生的教學和研究被分解為許多參數，還冠以“科學考評”的美名，就連對學生的考試也成了量化考核教師的一個內容。按理說，考核的本意是要提高教師的業務能力和教學質量。但事與願違的是，這種考核不但不能讓老師們把精力放在教學和科研上，反而誘導他們把精力花在應付考核上。由於僧多粥少，而考核的結果又直接關係到當事人的職稱和待遇，因此它給老師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負擔和精神壓力。
其實，權利、義務、責任是不可分割的。在基本權利被剝奪以後，老師們也就無所謂義務和責任了。在量化考核中，最難達標的恐怕是在某一級別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了。為了通過這種考核，以便晉升職稱，許多教師不得不通過抄襲和花錢買版麵的方式來發表論文。這樣一來，“隻問是非、不計利害”(竺可楨語)的科學精神便不複存在，“為人師表”的形象也遭到無情踐踏。
四、壟斷體製影響教育投入
學生的遭遇和教師的處境，與現行的壟斷性教育體製有關。眾所周知，自古以來我國就有“學在民間”的傳統，縱觀世界各國的名牌學校，也大多是私立民辦。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教育在繼承傳統與對外開放的基礎上，采取國家、民間和教會共同辦學的模式，國立北京大學、私立南開大學和教會的燕京大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從上世紀50年代以後，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被取締，從而改變了五四以來那種三足鼎立的辦學模式。這樣做的結果，是徹底扼殺了民間辦學的可能性。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雖然鼓勵民間辦學，但是由於政策上的種種限製和市場化的負麵影響，所謂民辦學校並不是真正意義的學校，而是以贏利為目的的“學店”。南開大學從1918年正式成立，不到10年，就成為一所名牌大學。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了，為什麼沒有出現一所類似的學校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壟斷性教育體製不僅極大地傷害了全體教師和學生，還影響了教育的投入。以義務教育為例，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推行九年製義務教育，並為此立法征稅。但所謂義務好像隻是約束家長的法令，卻管不著教育部門。於是各級中小學的學雜費還是照收不誤，而那項專門為此而設立的稅收，卻不知用於何處。另外，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1993年製定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規定，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在上世紀末要達到GDP的4%，但是直到2008年，這項經費也僅占GDP的3.5%。所謂教育產業化和教育亂收費、亂漲價，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這種情況與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各級政府財政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極不般配，也與各級官員不斷攀升的“三公消費”形成鮮明對照。
除此之外，壟斷性教育體製還限製了民間投資教育的積極性。當年張伯苓為了南開大學，曾到處奔走，籌款興學。在他的感召下，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閻錫山、李純(字秀山)、盧靖(字木齋)等軍政要人和社會名流都紛紛解囊相助。為了紀念他們的善舉，南開大學有“秀山堂”、“木齋圖書館”等永久性建築，還有個人名字命名的教育基金。這種作法其實也是國際慣例。近年來我們的富豪榜屢創新高，有些人因為有錢沒處花，不是投資房地產，就是揮霍浪費。這顯然與壟斷性教育體製缺乏吸納民間投資的能力有關。
總而言之，我認為要想讓當代教育真正走出上述誤區，擺脫目前的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大力弘揚五四精神，實現教育獨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等優良傳統。否則，紙麵上的東西說得再好，也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