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德國20世紀男服，可能立刻被德國製服的獨特性驚得目瞪口呆。這不僅僅是因為怪異的皮短褲的緣故，更是因為20世紀30年代(無疑此前也是如此)，劊子手手握斧子公開行刑時，竟然穿著全套晚禮服，戴著絲綢高帽、白領帶、白燕尾服和白手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製服是德國人展示其怪異的一種最明顯的方式。誠如研究製服的曆史學家布賴恩·L·戴維斯所說：二戰時的德國是“沉醉於穿著各種各樣的軍服和仿軍服的國家”。製服和飾品構成了一個錯綜複雜而又含義特殊的大世界。當製服的細部變得錯綜複雜而稟具特殊含義的時候，就有人會將最終的眼光傾注其上。英國國王喬治四世就是這樣的人。如果世間有製服學究的話，就非他莫屬。德國“元首”希特勒也當屬其列。德國黨衛軍的四個師違背希特勒的命令而撤退，希特勒對他們實施處罰，就是摘下他們珍貴的袖口身份標誌。其實，他是在處罰他們的製服，而在當時，製服幾乎具有神秘意義。而希特勒特別惱怒，因為其中一個袖口身份標誌上有“Leibstandarte”的字樣，表明該主人是他貼身衛隊的一員，曾發誓誓死效忠他。
關注德國製服，我們必然要進入20世紀德國社會理解的黑暗世界。除了驅逐和消滅異族運動以純化德意誌民族之外，第三帝國的社會行動計劃有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對“統一性”的要求，認為“統一性”就是理想的文化狀態。誠如約瑟夫·戈培爾所說，帝國文化部門——文學、音樂、戲劇等文化管理部門——的任務就是要“以思想文化的統一性團結所有具有創造性的人”。甚至戰時的前線，德軍也強調各部之間的“同伴友好情誼”。這種“同伴友好情誼”在當時不僅是一種普遍的黏合劑，而且是一種強有力的黏合劑。從理想化的角度說，人們普遍認為，士兵間的這種同伴友好情誼戰後會傳遍整個社會，即“前線精神”會帶來“大眾精神”，而那些思想獨特的人卻是國家的天敵。智者、諷刺者、異教徒、不合群者以及各種懷疑論者，要麼悄悄地被融化、被改造，要麼消失——不管在何地、以何種形式消失。這樣，第三帝國到頭來會成為一個團結緊密、固若金湯的整體。美觀大方的製服會提供群體黏合劑的可見證據，也會刺激民眾參與進來。德國的製服，不同於盎格魯—撒克遜人和俄羅斯人那些外表實在不敢恭維的深綠色套裝，對一般民眾來說，絕對具有不可抗拒的迷惑力，會激起人們的穿著欲望。有點地位的商號或勞動團體幾乎沒有一家是沒有自己耐看的製服的。與同等的人在一起工作，人們會穿粗棉布或保護性的工裝。但他們外出時穿的全套裝束卻被認為有點特別，無疑會吸引人們的眼球。馮尼格談到納粹德國的製服(包括軍服和民服)時用“極其戲劇化”來形容。
以礦工的製服為例。礦工在礦裏工作時必須穿著實用而不大好看的工裝，但當他們不工作外出的時候，穿著的變化不可謂不大：學徒工穿著黑色的高領束腰外衣，衣袖上和胸前釘著一排排的銀扣，數量多達24個，頭戴有帽舌的仿軍帽。在礦裏的級別提高後，束腰外衣上的銀扣數量就會增加，最高級別是34個。(德國人喜歡上衣釘雙排扣，也許是為了可以多釘幾顆銀扣。)學徒期滿成為正式礦工後，就戴黑色有簷的平頂筒帽，帽正麵有一個銀鷹大標識，頂上是羽飾。要處理正式事務，就加一雙白手套、一柄劍和一個紅白黑條紋的納粹黨十字臂章。郵政工作者、公共汽車和電車售票員的製服與軍服十分相似，束腰外衣用的是銅扣，帽子上是國徽——標著納粹黨十字的銀鷹標識。資深火車司機在左邊屁股後掛一柄劍鞘華麗、有劍飾的寶劍。退役老兵一律穿軍服，軍服上依然保留著服役時的肩帶、銀鷹標識和臂章。
如果你有幸找到一份地區獵鷹訓練師的工作，就可穿灰製服，製服上是銀扣、黑皮帶，戴著像蒂羅爾人那樣有羽飾的帽子。因為工作場所主要在戶外，還穿高幫黑靴。急救、建築、運輸等部門工作人員的著裝像軍人，穿著都十分引人注目，以喚起人們想參加該行業的欲望。急救部門的指揮人員還佩一柄劍。國營建築公司工作人員的服裝像軍人，但臂章上標明服務單位。德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製服，不論男女，都與軍服十分相近，領章和肩章上都標明級階。
全德國人都喜愛製服，當然也不能將孩子排除在外。德國女童子軍(女子必須參加的組織)的服裝是黑襯衣白褲子。
(摘自《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