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向江青發難
曆史·鑒往可以昭來
作者：韓瀚
一、京郊的“幽雅一角”
關於1975年夏天的事，我不能不先說到範曾。
其時我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座空曠的院子裏，地名花園村，卻看不到什麼花，隻有一尊水泥塑起來的偉人像，高揚著手臂，沒日沒夜地站在大門口。住處原是水利部門的實驗室，方形的，大約有50 平米，我用書櫥之類的家具分隔成小房間，最大的一間大概占整個房間的1/3 ，是我的書房兼會客室。牆上掛了幾幅友人相贈的書畫之類。朋友們喜歡到那裏聊天。老友車慕奇說：“這裏是現代中國幽雅的一角。”朋友中有的是喜歡書畫的年輕人。好像是1973 年，一位愛寫《張遷碑》的小夥子帶來一封署名範曾的信，信上說與我“神交久矣”。因為我在1963 年發表的一篇寫郭沫若先生的文章中提到郭老為他的畢業創作《文姬歸漢圖》題詩的事，他的在香港《大公報》任職的哥哥把該報轉載此文的剪報寄給了他。他一直在打聽我，願意與我做朋友。後來，他到我的住處來了。我記得談話是從他的籍貫開始的，他說他是南通人。我提到清末民初的詩人範當世字伯子的。他說是他的曾祖父。我發現，他對我用尊敬的口吻說出他的先輩，有些興奮和驚訝。他說起範家與義寧陳散原老人家是姻親，他的祖姑母嫁給了散原老人的大公子陳衡恪。我說我很喜歡陳師曾的畫和印，尤其敬佩他啟發白石老人衰年不變法的卓識。就這樣，談文學，談繪畫，談曆史，古今中外，海闊天空，直到夜幕降臨家母催著吃飯方休。從此，他成了“幽雅一角”的常客。
朋友相聚，要緊的是共同語言。當時常來光顧“幽雅一角”的多是北京文藝界的朋友，如啟功、趙渢、黃永玉、朔望、康殷等；還有蕭馬、張奇（他後來改奇為鍥，本文按照當時的稱呼，仍用原名）、李準等人是應北京電影製片廠之邀，住在招待所改劇本的。朋友們來了也談藝術，黃永玉還背著畫具到我家作畫。但更多的時候是談政治風雲。當時的中國，史無前例的浩劫已到晚期，一邊是江青一夥窮凶極惡，準備“女皇登基”；一邊是小平複出，全麵整頓，欲挽狂瀾於既倒。溫都爾汗上空的火光早已啟開了人們被禁錮的大腦，中國人在尋思，在質疑，在為國家的命運竊竊私語。
不過，在我的“幽雅一角”談話的朋友，常常並不幽雅，也不是竊竊私語。慷慨激昂者有之，呼名道姓者有之，也有尖酸刻薄嘻笑怒罵的……這種肆無忌憚，可能與我的住處地方偏僻有關，也可能與家母在大家高談闊論的時候每每端一個坐物在院內望風有關。當時家母雖年逾七旬，白發滿頭，她有時對時局說出頗有見地的評論讓朋友們歎服。了解老人經曆的人更對她恭敬有加。隻比她小8歲的啟功先生每次見她都脫帽鞠躬口稱伯母。李準對她說：“我的《黃河東流去》裏的李麥就是嬸子你。”她對張奇更視若家人。張奇手頭拮據時，她能把自己的存折交給他。一次，聽到我的朋友們放肆地議論江青，她提醒說：“在外麵說話不要江青江青的，叫三點水不就行了？”從此，在那個範圍裏，三點水就是江青了。
在當時的中國，像“幽雅一角”那樣可供人們議論國事的地方可謂無處不有。這是民願在聚集，地下的野火在燃燒，民族的希望在凝結。它呼喚著光明，呼喚著國家的中興。在北京，我常去的這類地方有宣武門裏的趙渢家，京新巷的黃永玉家，離我不遠的朔望家，還有東直門外新源裏的範曾家。我見到賀捷生並接受她布置任務就是在範曾那間狹小的房間裏。
二、範曾口中的賀捷生
我時常到範曾家去，不管什麼題目談起來總有說不完的話。晚了，就留下來同榻而眠，作竟夕之談。
有一段時間，一個我從未聽說過的人物成了他在我麵前屢談不衰的話題——賀捷生。
賀捷生是範曾在中國曆史博物館的同事；
賀捷生是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賀龍元帥的女兒；
賀捷生出生在紅二方麵軍開始長征打了第一個勝仗之後；
賀捷生的生母蹇先任與蕭克將軍夫人蹇先佛係同胞姐妹，都是有名的美人，當年國民黨通緝賀老總，但提出捉住二蹇不準傷害；
賀捷生到延安以後，因母親赴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工作，被父親的兩位友人帶回湘西，在那裏度過艱難的童年；
賀捷生在湘西解放後，才回到父親身邊，後來進北大曆史係讀書……
範曾說的賀捷生最動人的故事是她的第二次婚姻。她北大畢業後，與第一位丈夫一起在天津教書，生了兩個女兒。後因感情失和而離異。正當她與在賀老總身邊工作的一位軍人熱戀時，“文革”開始了，賀老總被打成“大土匪”、“大軍閥”，那位軍人被流放新疆。當他得知捷生得病住院時，不顧生死跑回北京探望。他們當即決定結婚。躺在病床上的捷生是委托女友代她到民政部門辦理的結婚手續。不久，丈夫被押回新疆，監禁的折磨使他重病纏身。當捷生長途奔波到了那裏，暴虐已奪走了他的生命。捷生捧著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北京。這故事讓這位元戎之女在我的心中站立起來，我情不自禁地為她流下熱淚。
三、張奇不會有負信任
那天，我在辦公室接到範曾電話，要我馬上到他家，說是有要事相商。正值午時，盛夏的驕陽把火一樣的光芒射向大地。我騎著自行車從阜成門外的百萬莊跑到東直門外的新源裏。一向喜歡高談闊論的範曾此時變得細聲細語了，仿佛要說一件第三人不能與聞的機密大事。他說：“中央馬上在北戴河開會，總理、小平可能要在會上跟三點水攤牌。賀捷生接受指示，負責收集三點水在文藝界胡作非為的情況。”他突然激動起來，舉了舉拳頭，“怎麼樣？幹吧！我向捷生舉薦了你。”
我是個愛衝動的人。範曾的話讓我立時興奮得語無倫次了。我說：“你是說，總理……賀捷生……這事我們不幹，還幹什麼？沉默？魯迅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
自稱“一狂二雅”的範曾這時隻狂不雅了，他用手掌拍了拍桌子：“他媽的……幹！”
興奮了一陣之後，他問：“你看還有誰可以參加？捷生說要可靠的、信得過的朋友。”
我想了想，提出了張奇。
範曾說：“我對張奇了解不多。”
我說：“我與張奇有20年的友誼，我相信他不會有負信任。”
我認識張奇之前，先認識了他的妻子陳洪莉。我和陳都在共青團蚌埠市委工作，雖是同事，並無交往，隻知道她是一位有能力有魄力的女性。“肅反”運動期間，我發現有些會不讓她參加。當時她有孕在身，開會時總是坐在傳達室裏代替參加會的傳達員看門。也許出於同情心，我有時離開會場到傳達室與她聊天。她告訴我，她丈夫叫張奇，在糧食局工作，喜歡寫詩，不知為什麼成了運動對象，正受審查。她後來曾把丈夫發表的詩拿給我看，還說：“運動結束了，你們應該認識。”運動結束了，我與張奇不僅認識了，而且成了朋友。1956年報考大學期間，我們一起準備功課，一起到合肥應考，住在一家小旅館裏，形影不離，無話不說。他考試落榜，後來到蚌埠日報當了文藝組長。我在北京讀書時，聽說他當了“右派”。暑假回蚌埠，我第一個拜訪的朋友仍然是他。後來他拉板車，吃草根，受過不少煎熬，終於熬到摘掉帽子，到文化局劇目室寫起劇本來。大概是70年代初，他寫了一個叫《小廠大路》的話劇，參加省城會演時，被北影某導演看上，要改編成電影，他便到北京來了。當時的他，在北京人地生疏。他雖然住在北影招待所，但我的家差不多也是他的家，我的朋友差不多都成了他的朋友。在那個處處是階級鬥爭，一言可以滅頂的時代，這種彼此不分、患難與共的朋友，難道會有負於托付嗎？
我和範曾一起下樓打公用電話要張奇火速前來。
張奇到了。一進門，臉上的汗珠還沒擦去，範曾就嚴肅地問他：“你愛周總理嗎？”張奇正在莫名其妙的時候，範曾又問：“要是周總理有事要你幹，你幹嗎？”
張奇擦了擦臉，坐下來，說：“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們直說好不好？”
範曾帶著幾分神秘，把跟我說過的事，向張奇說了一通。
張奇比我大不了多少，但他閱曆比我豐富，遇事沉著冷靜。他說：“這可不是鬧著玩的，弄不好要掉腦袋。要真是總理讓幹的，我赴湯蹈火也幹。”
範曾說：“好，明天晚上你們到這裏來，賀捷生當麵向你們布置任務。”
我和張奇離開範曾家，約定第二天下午到我家吃了飯，然後一起去範曾家。
回到花園村，我把事情向母親說了。我料定當年為挽救國家危亡曾騎著馬在沂蒙山內外四處呼號的母親會支持我。
老人聽了，沉默了很久。已是黃昏，沒有開燈，我看不見她的表情，更不知她在想什麼。過了一會，我看見她牽起衣襟擦了擦眼睛。她說話了：“不是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嗎？今天國家弄成這個樣了，你們整天關著門罵有什麼用？是得幹點實在的。從你小時我要你有誌氣，有骨氣。既然後頭有總理，有鄧，又有元帥的閨女領著，要是我年輕的時候也得跑在頭裏。這是為國為民的大事。人，活著為什麼？”她又牽起衣襟擦眼。
我又說了賀捷生的故事。她聽了“嘖嘖”稱讚，說：“是個有情有義的閨女，不愧是元帥的後代。”又說：“有機會，我真想見見這閨女。”
第二天張奇很早到了。家母提前做好飯，叫我們吃了上路。
沒料到走到大門口那尊塑像前，張奇停下來。
他說：“我回去想了很久。”
“怎麼想的？
“人貴有自知之明。像我這樣，一個摘帽右派，今天能到北京改劇本，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混得算不錯了。還是別出事好。”
他的話讓我生氣了。我說：“平時一提到總理，你就激動，像個精忠報國的英雄。今天要你幹真的，就嚇得這樣。”
他說：“範曾向來言過其實，你知道是真是假？”
我說：“現在不是去見賀捷生嗎？你總不能連元帥的女兒都不相信吧。”
他說：“人家是高幹子弟，出了事與我們不一樣。我還有老婆孩子呢。”（寫出這段對話，我是頗為猶豫的。因為曾有文章說，張鍥兄聽了範曾轉達了捷生布置的任務後“高聲道：‘好，我準備為此鋃鐺入獄！’”我這樣寫會不會有損張鍥兄的形象。可是，我認為當時他的表現是事實，也是合理的。我1985年發表在《開拓》雜誌上的《美化和醜化都是歪曲——讀〈範曾傳〉致範曾兄》一文中曾寫道：“大家都是由狂熱、懷疑，然後才逐漸認識的，我就曾崇拜過江青。不要相信人人都是金剛怒目式的英雄，毫無猶豫，毫無動搖。那樣不真實。”張鍥兄雖然曾一時猶豫，但他後來的出色工作，證明他無愧於國家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