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奇仍然不在北影。我找到與張奇同住北影的蕭馬。他雖是“渠道”外人，但與我，與張奇，是割頭不換的朋友。這些日子我和張奇在幹什麼，他都知道。他是地下黨出身，懂得地下工作的紀律，從不打聽細節，但他對我和張奇說過：“我跟你們的心是一樣的。你們去幹吧，我在外麵照料著。”我告訴他：“張奇回來不管多晚，都要趕到我家去。”
已是夤夜1時，我和母親還在守候著。終於有了敲門聲。張奇來了。那時中國老百姓還不懂“打的”為何物，苦了他徒步跋涉近兩個小時（好在他有一米八幾的個頭，190斤的體重，向有“虎背熊腰張大奇”之美譽）。
我和張奇各自搬了把藤椅到院子裏坐下。此時，正是星鬥滿天，涼風拂麵。
他問：“什麼事，不管多晚都要來？”
我說：“性命攸關的事。”
“你別噓！”他說了句蚌埠方言。
我說：“你親筆寫的關於《海霞》的材料現在在江青手裏。是噓嗎？”
他看了看我：“不會吧……”
我憑著自己不錯的記憶力，把捷生的話一字不少地背給他聽。
他沉默了。
我一時也想不出合適的話撫慰他。
過了一會兒，他說出兩個字：“這樣……”
我說：“我想過了。如果出了事，在當今中國，沒有別的辦法，隻有承受。”
他說：“不承受又能怎麼樣呢？”
我說：“現在用得著文天祥的兩句詩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實，照不照汗青無所謂，反正我們自己知道，我們無愧於人民。”
他說：“吉鴻昌也有兩句詩：國破已如此，我何惜此頭？”
談話變得有些悲壯了。我說：“我希望江青槍斃你，最好在天安門廣場，你可要大聲喊口號。”
他說：“槍斃當然好，可最好別槍斃呀！”
兩個人都笑起來。
仿佛明天就要押赴刑場，要趁獄警到來之前把話說完似的，從童年的夢幻，青年的理想，談到我和他有過的相同經曆——都在共和國建立之前在革命隊伍裏做過糧食工作，又談到這次與捷生一起做的事，我重複了母親說過的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人活著為什麼？”他還談到應立即焚燒信件、轉移手稿，然後到外地避禍……直到東方出現曙色。
七、不測的濃雲
張奇沒有被槍斃。《海霞》在全國放映了。我們又歡天喜地地活躍起來。
不料，剛剛放晴的天空霎時間陰雲密布。毛主席批《水滸》的指示下達。報紙上殺氣騰騰的文章連篇累牘。江青們借機反撲了。《水滸》的要害從毛主席的“隻反貪官不反皇帝”變成了“架空晁蓋”，明眼人一看便知，矛頭直指周鄧。
中國的政局出現了意想不到的逆轉。
捷生告訴大家，想辦法到外麵躲躲吧。
張奇回到蚌埠，得到了當時的市委書記黃馭的關懷，到渦陽住下來。
白樺離開了北京。
黃永玉兄要我到他家鄉湘西鳳凰去，他事先給老母親寫了信。我是借外出采訪的名義出去的。在鳳凰，我住在黃家那座木樓上，吃著黃家伯母親手做的風味特殊的菜點，讀讀沈從文的小說，寫寫觸景生情的散曲，有時也隨當地文工團到苗寨演出，偕新結識的當地友人去土家山鄉訪問，倒也逍遙自在；可是，北京的事仍然無法釋懷。我打電話到北京找到蕭馬。他用電影台詞“平安無事”作回答，還說：“人家正忙著大事，一時恐怕顧不上管你們。”
兩個月後，我回到北京。心裏惦記著捷生，貿然跑到月壇北街，敲響那扇熟悉的門。我欣慰地發現，開門的是捷生。我進門後，她讓我在離她很近的地方坐下，讓我小聲說話，並告訴我對麵住家換了人。我發現她臉色蒼白，麵容憔悴，說話有氣無力，似在病中，恐怕是肅煞的秋風、險惡的政局對她的折磨。
她坐到我身邊，壓低了聲音說：“你今天來，是告訴我，湘西有人到北京，是你采訪認識的朋友，要來看我，你來替他們捎個話兒。”又說：“如果你能見到張奇，告訴他，老謝（指謝鐵驪）是個好同誌。張奇什麼事都不知道。”我理解，她是教我和張奇，如何應付不測的審查。我心裏暗暗詛咒那個魔鬼肆虐的環境。我默默地坐在那裏。說什麼呢？任何安慰和鼓勵的話都是多餘。許久，她又說話了，叫我暫時不要再去看她。她有些感傷了，說：“沒想到，在新中國，我們……”她緊緊地抓住我的手，“我們共患難吧。”
八、題外事，那是事實
故事至此已經結束。也許真如蕭馬兄所說，江青們忙著“大事”，顧不上管我們。這讓大家度盡劫波，各自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有一件似乎是題外的事，卻不能不再贅述一番。
在楊匡滿君要把1975年的事寫成報告文學，找我采訪時，我向他提出過“要真實”的要求。我說：“雖然在1975年曾向江青發難，但並不是一開始就看清了江青的麵目。我就曾崇拜過江青，寫過歌頌江青的文章。從崇拜、歌頌，到口誅筆伐，恨之欲其死，這中間有個認識和態度變化的過程。”後來就《範曾傳》的發表寫給範曾的公開信中，也說過類似的話。這本來是勿需解釋的事。可是，後來我看到有人在香港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把這事大加渲染，似乎抓住了把柄，說明崇拜過江青的某人是不可能反對江青的。就這事友人笑我，說：“記者來采訪，你不說英雄事跡，偏偏說崇拜過江青，真是傻帽兒。”怎麼辦呢？也許是本性難移吧。我小時候讀《治家格言》，裏麵說“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長大了，受的也是要襟懷坦白的教育，我把誠實看作人格的支柱，最痛恨說假話。我看，索性把情況說清楚，免得犯欺世盜名的錯誤。
我第一次見到江青是在西單長安戲院。那天是看北昆李淑君主演的《李慧娘》。開演鈴聲響過後，進來十幾位不尋常的觀眾，我能認出來的有李富春、陸定一、習仲勳、鄧穎超等，周總理是在開演之後才進來的。在離我的座位不遠的地方坐著一位頭發不長但一看便知是女性的觀眾，令人不解的是晚上在劇場裏也戴著墨鏡。有人耳語告我：“那是江青。”這陣勢讓我想起剛才在劇場門廳裏見到《李》劇作者孟超先生時他說的一句話：“最後的判決。”首長們恐怕是帶著法官的使命來看戲的。我想在演出過程中看看他們的反應。我特注意觀察座位離我不遠的江青，因為我知道她是演員出身，年輕時還學京戲。可是在她被墨鏡遮去眉眼的臉上，看不到些微的表情。兩個多小時，她隻是冷冷地坐在那裏，不動聲色。不久，有傳聞說，在中央一次什麼會上，康生發難，說李慧娘是代表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死了變成鬼也要向共產黨複仇。其後，報紙上開始批判《李慧娘》，批判鬼戲，批判“有鬼無害論”。這時，我仍然不知道在這“最後的判決”和一係列的批判中，江青扮演的何種角色。
1964年京劇現代戲會演時，我正在山西洪洞縣參加“四清”。我是在報紙上讀到江青關於“京劇革命”的講話的。雖然對講話中要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趕下舞台的主張我尚不理解，但京劇演現代戲我並不反對。因為京劇現代戲（或曰“時裝戲”）早已有之。在“四清”後期，我還幫洪洞縣的大槐樹劇團排過現代蒲劇《海濱激戰》。回到北京後，我第一件事便是看現代戲，並到中國、北京兩家劇院采訪。我跟那裏的許多演員熟稔。在跟他們的談話中，常聽他們談到江青，說她是內行。《沙家浜》裏郭建光唱的“聽對岸響數槍……”的二黃導板，江青提出要借鑒餘叔岩《戰太平》裏“頭戴著紫金盔……”的唱法，後麵高八度翻上去。我覺得不是內行提不出這種意見來。我曾在一次中國京劇院演出《紅燈記》時，見到過江青。她已不戴墨鏡而改披軍大衣了。演出後她把演職人員召到一起當麵提修改意見，包括唱詞、唱腔、身段，甚至化妝、服裝，想到什麼提什麼。她要求鐵梅衣服上的補丁要符合美感的要求，不能太真實。我聽了十分欣賞。我認為戲曲美學就是如此，貧窮女子身上的“青衣”也是緞子做成。後來我寫了題為《〈紅燈記〉是怎樣誕生的》特寫稿，裏麵寫到了披軍大衣的江青，而且用了讚頌的口吻。
“文革”開始後，大量傳抄的講話稿和文件、各種小報和大報關於江青活動的報道，讓我知道，正是江青策劃了那場從《李慧娘》的“最後的判決”開始的大批判成了“文革”的前奏曲；正是江青為眾多的文藝作品定了罪，並借助林彪搞出了向十七年文藝開火的《紀要》；正是江青授意姚文元寫出《評〈海瑞罷官〉》，吹響了“文革”的號角……
“文革”一開始，我就被內定為本單位的兩個重點之一。大字報貼到我的臥室門口，說我是“三家村黑線”，說我是“田漢的幹兒子”，說我是“封資修的代言人”，說我“反對樣板戲”……我開始想不通，但後來終於想通了。因為我看到那些我衷心崇敬的作家藝術家都被“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我看到那些功勞卓著的老革命家都在被批被鬥被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區區如我者，別說被貼幾張大字報，就是被碎屍萬段又算得了什麼？這時，我悄悄地作出了一個判斷：懂戲的江青，其目的不在改戲，而是要改黨改國，改變中國人的命運。
我開始在小本子上寫詩發泄憤懣。有時也把“反詩”抄給友人看，比如本文開頭寫到的常去“幽雅一角”的諸位。我後來結集出版的詩集裏，不少習作寫在江青淫威的重壓下，流傳於友人之中。記得是“四人幫”覆滅前不久，我在福建采訪。在泉州城外，登上了跨江臨海千年牢固的洛陽橋。我腦子裏忽然出現了毛主席批評江青和“上海幫”的話，我把他們和眼前的江海聯係起來，寫了首歌頌洛陽橋的小曲表現對他們的輕蔑。詩從“三尺江波，半灣海浪”寫起，最後寫道：
問千載長橋安在？
爭說道柱基無恙。
巨礎坐地，長石橫空；
堂堂正氣盈霄壤，
怕什麼江波海浪！
我提到這些習作，隻是說明我後來對江青的態度有所變化。但我崇拜過江青，不能因為這些習作和1975年在賀捷生的引導下做過點反對江青的事，盡過點匹夫之責而改變。我今後還要說：“我崇拜過江青。”因為那是事實。
（選自《特別事件》/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