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輩的忠誠
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賀捷生
父親賀龍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部書，一部博大精深的書。從我懂事那天起，我就用心靈去讀他，用我沿著他的足跡孜孜不倦的跋涉和尋找去讀他。而在我用幾十年生命讀懂的幾個篇章裏，南昌起義前後投向黨的懷抱，是他寫下的最激動人心的一章、最耐人尋味的一章。如果給這個章節取個題目，我想，非“忠誠”二字莫屬。
在人們的印象中，留著兩撇小胡子的父親身材偉岸，手裏總是握著一隻大煙鬥，動如虎，靜如鬆，是個無所畏懼又敢於擔當的人。他生於民風強悍的湘西，長於軍閥混戰的亂世，一旦給他一個機會或一片天地，他便會像蒼鷹那般翱翔，像矯龍那般翻飛，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來。1916年2月，當他帶領不甘為奴的弟兄們端了芭茅溪鹽局，在故鄉湘西桑植建立第一支農民革命武裝時，三湘震驚，朝野惶恐。當時的湖南省長曾繼吾後來在《湖南各縣風俗調查筆記》中寫道：“桑植地處偏僻，昔年風俗淳樸，民性耿直，自民五（1916年）軍興，匪風頗熾。賀龍以販夫走卒，揭竿作亂，不數年榮綰軍符，總領數千，身躋顯要，名震鄉幫……”
父親出身貧苦，13歲就出外趕馬謀生，養家糊口。曾繼吾說他是“販夫走卒，揭竿作亂”，雖然口吻輕蔑，但與事實大體相符。問題是，在那個黑暗的年代，正是“販夫走卒”這樣的勞動人民才會被逼得走投無路，揭竿而起。至於曾繼吾說父親“不數年榮綰軍符，總領數千，身躋顯要，名震鄉幫”，我倒要感謝他如實道來，為曆史記錄下了父親在那個遠去的年代，曾怎樣的叱吒風雲。
父親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在南昌起義前的十幾年，他追隨孫中山，自告奮勇地站在討袁護國和護法的旗幟下，東征西討，屢建奇功。他幾起幾落拉起的人馬，也在一次次成功與失敗的磨礪中發展壯大。但是，穿著那身掛著亂七八糟零碎的舊式軍服，他卻心生煩憂，對狗咬狗般連年不斷的軍閥混戰深惡痛絕，尤其不忍看到生靈塗炭，流離失所的老百姓啼饑號寒。上世紀20年代初，四川南北兩軍形成對峙，父親奉命率領一團人馬入川作戰。三年亂仗打下來，父親雖從團長升任師長，卻對用舊武裝治理中國的做法產生了懷疑。許多年後，他用一生也沒有改掉的湘西口音歎道：“我們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虧的還是四川老百姓。中國地方這麼大，為什麼這麼窮，這麼弱？就是給這幫軍閥、官僚搞亂了。不打倒這些人，老百姓還能指望過好日子嗎？可是困難哪，這麼大一個爛攤子，哪個能夠收拾？我們這幾千人又能怎麼樣？我天天都在想這個問題。”
幾十年後我讀到這段話，深感父親當時的內心有多麼淒苦悲涼。因為這次公開發表的言論，既透露了他對舊中國積重難返的無奈，又流露出對中國未來的茫然。他看到了要讓中國的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必須打倒軍閥和官僚，又苦於身單力薄，改變不了中國的現狀。那種進退維穀的窘境，就像在黑夜中躑躅，在荊棘叢中盤桓。
1925—1926年，廣東革命政府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先是依靠有許多共產黨人的黃埔師生喋血東征，蕩平了陳炯明叛匪；接著成立國民革命軍，從廣州開始北伐。父親駐紮在貴州銅仁的隊伍被編入國民革命軍，這使他漸漸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那個在曙光中第一次出現在父親眼前的人，是共產黨人周逸群。他是以北伐宣傳隊的名義進駐父親那支隊伍的。兩個人的手握在一起，都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周逸群認定我父親是個可以為共產黨所用的國民革命軍將領，一見麵就自報家門說，我是“紅腦殼殼”，我帶來的30名宣傳隊員都是“紅腦殼殼”。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父親也有心接觸共產黨，他想看看傳說中的共產黨到底比國民黨有何高明之處。因此他對周逸群說，紅腦殼殼好嘛，可惜你們共產黨不興結拜，不然我現在就想和你這樣的共產黨員寫蘭譜。周逸群說，蘭譜還不就是一張紙？隻要我們的奮鬥目標一致，蘭譜算個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