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引起的回憶
文化·風風雨雨的故事
作者：沈鵬年
當《圍城》英譯本出版，被推崇為“一部近代中國經典”時，使我想起了有關《圍城》問世初期的一些往事、幾個對《圍城》傾倒備至的戰友——他們在十年動亂中先後去世了。“暗香疏影無窮意，桃李漫山總不知”。我不能不感到綿綿的惆悵。
一
《圍城》的寓意，乃法國成語“fortesse assiegée”，就是“被圍困的城堡”的意思。解放前夕，當出版界不景氣而唯有《圍城》在短短一年半中重版三次，風行暢銷之際，正是“百萬雄師下江南”、上海成為“圍城”之時。正像《圍城》中描寫方鴻漸在峨嵋春川菜館的筵席上，聽蘇文紈、褚慎明談論“金漆的鳥籠”和“被圍困的城堡”，所謂“籠子外麵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來”。方鴻漸後來也說：“我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圍城’之感。”《圍城》象征著人生領域的一場戰役。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熙熙攘攘，沒有了局。舉凡愛情的糾葛、家庭的風波、人事的傾軋、生活的煎熬、階級的對抗、社會的矛盾、國族的戰亂、塵世的紛爭……都和《圍城》的情況相仿佛。《圍城》中描繪了一些留學生從海外到國內、都市到鄉鎮、學校到家庭，出現各個階層大小人物六十餘名；而主人公方鴻漸轉輾奔波、到處碰壁；衝進逃出、謀生乏術……小說中寫他的困境是：“鴻漸鬱勃得心情像關在黑屋裏的野獸，把牆壁狠命地撞、抓、打，但找不著出路。”（見一九四七年初版第407頁、一九八○年重印本第305頁）《圍城》既是啟示人生之路的象征；又是揭露命運之謎的妙喻。
這部傑作“感而能諧，婉而多諷；使彼世相，如現目前。”從一滴水窺滄海，《圍城》反映了整個時代。人們不會忘記，在解放以前的人生長途上，出現過許多似曾相識的方鴻漸的麵影；他是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中的一員。（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74頁）方鴻漸盡管“百無一用”、“書生氣十足”、身上有許多毛病，在“新式知識分子”中並不是“先進分子”；但他具備了中國人民最基本的一個“精神條件”：即“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他留歐四年、“遊學”三國，對“帝國主義文化”卻表示了鄙視，認為“西洋文明”傳來中國的，隻不過是“鴉片和梅毒”。方鴻漸能夠保持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感。當他服務的“華美新聞社”被“敵偽收買”了，便毅然向報館辭職；他在身無分文、餓著肚子時，也不肯“做資本家走狗的走狗”。最為可貴的，他“不願意跟國民黨走”。國民黨反動官僚蘇鴻業的“千金”小姐“女博士”自願委身相許，方鴻漸決不領情、不肯“攀龍附鳳”。他見了國民黨“政客王爾愷”的字，就“撇嘴”冷嘲、百般挖苦，還說“不向他謀差使”。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幫閑，也是恥與為伍，不肯隨波逐流。最後，為保存了一本“時髦書《共產主義論》”，竟被校方視為“思想有問題”而“解聘”。他和趙辛楣一樣，認為“要靠了裙帶得意，那人算沒有骨氣了”。總的看來，這是一個“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而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麵前”正開始“站起來”的“有骨氣的中國人”。（參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84頁）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大時代裏，方鴻漸的“典型性格”正和俄國革命前夜的《羅亭》一樣，具有十分普遍的現實意義。《圍城》在四十年代後期之所以一紙風傳、萬人爭誦，其源蓋出於此。
一九四八年，我參加了一個地下黨領導的讀書會，成員有信孚印染廠的陸君、立豐布廠的顧君、新華銀行的石君……都是當時的“《圍城》迷”。有時在生活中接觸到某些人物，議論中常與《圍城》中的人物相類比。我們當時在滬西番禺路上的石君家中集合，主要在私地裏學習《新民主主義論》。《圍城》中的某些情節，幫助我們從感性上加深了對《新民主主義論》中某些章節的認識。比如：《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我們要革除”的那種“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文化”。大家在討論中各抒己見，爭論得不可開交時，石君隨手拿出《圍城》，翻開小說第二章，其中描寫方鴻漸留學歸來，在家鄉的省立中學演講《西洋文化在中國曆史上之影響及其檢討》，讀道：“方鴻漸強作笑容說：……海通幾百年來，隻有兩件西洋東西在整個中國社會裏長存不滅。一件是鴉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見《圍城》初版本第48頁）大家在笑聲中都認為方鴻漸不倫不類的“演講”，卻說出了簡單明白的道理。人們記憶猶新，帝國主義用鴉片戰爭轟開了中華帝國大門，畸形的賣淫製度便和“五口通商”的租界同時發展起來。在舊上海，“會樂裏”的高等書寓、“青蓮閣”的“紅倌人”、“四馬路上的妓院”、大大小小的“燕子窩”（大煙鋪）……同帝國主義統治機構“工部局”和“巡捕房”，都是設立在同一條馬路上的。“鴉片和梅毒”，是對“帝國主義文化”絕妙的諷刺和概括。《圍城》通過對方鴻漸等留學生精神世界陷於困境的精湛描寫，展現了一幅資本主義精神文明在中國失敗和破產的曆史畫卷。在這個意義上，《圍城》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麵鏡子。
二
最難忘懷的，《圍城》在解放初期，曾配合對知識分子“思想教育”起過積極作用。
一九四九年八月，毛澤東同誌以“新華社社論”名義寫了《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唯心曆史觀的破產》等重要文章，接著便圍繞討論白皮書、認清“民主個人主義”本質，對知識分子進行了一次“思想教育”。《圍城》由於對帝國主義吹噓的“曆史上曾為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脊骨”的上層知識分子，別開生麵地作了深刻的揭露、解剖、諷刺和批判，正好為大家認清“民主個人主義擁護者”的麵目，提供了一份生動的形象材料。
《圍城》在塑造主人公方鴻漸的同時，還刻劃了一大批上層知識分子的群像。他們是與方鴻漸由“情敵變為同情兄”的趙辛楣，表麵上像“正派”的“留學生”；使方鴻漸認為“像尊人物，不勝傾倒”的董斜川，雖然“英年洋派”而“口氣活像遺少”；後來當了方鴻漸的姑父的陸總工程師，“好談論時事”，卻對帝國主義“存著幻想”……都是一些典型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屬於人民群眾中的中間派。此外，有“靠著三、四十封”西方學者“回信嚇人”的“哲學家”褚慎明、向反動統治階級賣身投靠的曹元朗、冒牌博士韓學愈、偽君子汪處厚、假道學李梅亭、趨炎附勢的顧學謙、卑鄙無恥的陸子瀟，以及“花旗洋行買辦”張吉民等等。他們有的是政治上近視、思想上糊塗；有的頭腦中充滿著許多反動的思想。在人民群眾中是各階層中的落後分子。這一群形形色色有時代氣息、富於社會共性和鮮明個性的人物和情節，有機地構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舊中國的“典型環境”。在中國人民麵臨兩種命運、兩條道路進行決戰的曆史關頭，“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賴以支柱的，就是這“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當人民革命取得全國性的偉大勝利後，帝國主義者夢寐以求鼓勵他們“終於會再顯身手”的所謂“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的代表（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75頁），也就是這樣一些人物。為了用善意去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教育是很必要的。上海滬西區委為此吸收各工廠企業的高級職員，舉辦了“職員學習班”。開始時，大家對怎樣認識“民主個人主義者”並與“民主個人主義”思想劃清界線等問題感到有困難。針對這種情況，“學習班”負責人之一的陸君，便和我談起了《圍城》。他說：“如果讓大家讀讀《圍城》，對於‘民主個人主義者’本質的認識，可能有所幫助”。經過區委領導的同意，《圍城》便列為學員們的輔助參考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