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是“學習班”的工作人員，不但有機會看到學員們的《思想小結》；協助陸君一同整理了《運用〈圍城〉等文藝作品進行思想教育的幾點體會》；還在上海總工會辦的“工會幹部學校”中介紹《怎樣做好職員的思想工作》第二部分，引用了《圍城》的例證。學員們在《思想小結》中聯係《圍城》談體會，主要有這樣四點：
其一、通過《圍城》，認識了資本主義精神文明不能救中國。
大家普遍認為：“讀了《圍城》，進一步加深了對《唯心曆史觀的破產》等文件的感性認識”；“從方鴻漸的遭遇，更看清了‘民主個人主義’在中國失敗和破產的必然性”。他們說：“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原來是留學生當作救國救民的靈丹妙藥從歐洲帶回的。正像《圍城》所描寫：‘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國留學生學成回國……有在法國留學的，有在英國、德國、比國等讀書……他們天涯相遇，一見如故，談起外患內亂的祖國，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為它服務’。（見《圍城》第2頁）但這一套在中國根本行不通。”不少學員還以方鴻漸為鑒，照了一下鏡子，回憶了自己在舊社會的經曆。都認為“方鴻漸為人比較正直、有愛國心，能保持‘中國人的骨氣’；結果到處碰壁，沒有出路。可見‘民主個人主義’救不了方鴻漸；資本主義精神文明也同樣不能救中國。”
其二、通過《圍城》，看到了“民主個人主義”的反動實質。
他們說：“從《圍城》中趙辛楣、曹元朗的經曆和演變，進一步看清了‘民主個人主義’的反動實質。例如：趙辛楣從美國留學歸來，自鳴清高，不屑當‘外交公署處長’，而在‘華美新聞社當政治編輯’；當他在‘三閭大學’出醜後溜到重慶，投靠國民黨反動派，‘進了國防委員會頗為得意’，‘一步一步高上去’，終於‘步’入了反對人民的行列。曹元朗原來是‘留學英國，在劍橋念文學，是位新詩人’，回國後自鳴風雅，做些莫名其妙的詩；但與國民黨反動官僚的女兒結婚後，在‘戰時物資委員會當官’，死心塌地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效勞，終於加入了反對革命的陣營……他們的經曆，就是從‘民主個人主義’演變為反對人民、反對革命。‘民主個人主義’的實質，也就是反對人民、反對革命……”。
其三、通過《圍城》批判了“保守中立”的“清高”思想的錯誤。
他們原來以為：“過去能夠‘不左不右、保守中立’，思想上很清高”。“從《圍城》中陸總工程師的形象和抗戰期間‘約翰牛’、‘山姆大叔’、‘法蘭西雄雞’的描繪，認識到政治上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中立’的，自己的‘清高’思想是錯誤的”。他們都認為：“《圍城》中寫道：‘那時候，隻想保守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結果這‘中立’變成隻求在中國有個立足之地。（見《圍城》初版本第432頁）這是對一切標榜‘中立’的中間派思想本質，富於幽默的藝術概括。”
其四、通過《圍城》劃清了與“民主個人主義”的思想界線。
他們說：“《圍城》用藝術形象把‘民主個人主義者’作了一次集中展覽，認清了他們的真麵目。”有的說：“本來還以為‘民主個人主義’思想是‘人皆有之，無傷大雅’；認為這種思想即使不好，也無非像一塊‘臭豆腐幹，外臭內香’……現在通過《圍城》中的褚慎明、韓學愈、李梅亭、汪處厚等人身上，暴露了這批‘民主個人主義者’的麵目是如此醜惡、靈魂是如此齷齪……看到他們，人皆厭惡。誰還願意去步他們的後塵呢？”——從而便自然地與“民主個人主義”思想劃清了界線。
《圍城》作者站在四十年代“曆史的前線”，寫出了“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既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畫廊中的藝術典型，又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定生活環境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詩人是預言者”，小說《圍城》為新華社社論批判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預示了一份生動的形象材料。《圍城》的形象思維終於能為新華社社論的邏輯思維服務，這就證明：凡是一部革命現實主義的傑作，總是為革命的政治服務而具有其強大的藝術生命力。
三
《圍城》問世以來，有人譽揚；有人詆毀；有人把它當作一麵“自我教育”的鏡子；更有人不求聞達、數十年如一日地在埋頭從事研究。
國外的學者和記者認為：“《圍城》在海外盛行而在本國絕少人提起。”——其實，這是不確的。
《圍城》一發表，曾經紙貴洛陽、在國內文壇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九四八年四月，趙景深在《文壇憶舊》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