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已經成為我們家中的‘Favorite’(最愛好)了。我的兒子、內侄、姨女、內嫂以及我自己都爭奪般地搶著看……”。
同年七月,一位署名“無咎”的老作家在《讀〈圍城〉》中承認:
“朋友聚談時,要我來談一談《圍城》,說幾句話;且說,這是位和平後出現的作家,頗有些讀者的”。
但是,“秀出於林,風必摧之”。《圍城》也同時招致了一場激烈的責難和圍攻。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橫眉社出版的《橫眉小輯》第一期,發表了引人注目的《論香粉鋪之類》,指責《圍城》道:“這部小說裏看不到人生,看到的隻是像萬牲園裏野獸般的那種盲目騷動著的低級的欲望。”
同年四月二十日,同代人社出版的《文藝叢刊》第一期,發表了一篇《從〈圍城〉看錢鍾書》,竟然胡謅什麼:“《圍城》是一幅有美皆臻無美不備的春宮畫,是一劑外包糖衣內含毒素的滋陰補腎丸……”
同年七月一日,香港出版的《小說月刊》創刊號,也發表了一篇《讀〈圍城〉》,說這部小說隻是:“抓取不甚動蕩的社會的一角材料,來寫出幾個爭風吃醋的小場麵”。
由此可見,圍繞《圍城》,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並非“在本國絕少人提起”。盡管“提起”時有褒有貶,卻都是重視《圍城》的表現。
有人說:在一九四八年,領導和指揮這場圍攻《圍城》事件的,是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經過調查,這種說法,並不符合事實。
解放以前,地下黨上海市委的負責人是劉長勝、馬純古等同誌。解放初期,劉長勝同誌任市委第三書記兼上海總工會主席;馬純古同誌任市委常委兼勞動局局長。當時他們大力支持滬西區委舉辦“職員學習班”,都親自來講課。在學習班確定把《圍城》作為輔助參考讀物之前,滬西區委副書記安中堅同誌指定陸君和我,一起向劉長勝、馬純古等同誌進行走訪,了解一九四八年由上海首先發難的圍攻《圍城》事件。
劉長勝同誌說:“這件事”,他“一點也不了解”。據他所知,“當時的市委領導,從來沒有發表過任何要批判《圍城》的指示和意見。什麼螞蟻社、橫眉社批《圍城》,我都不知道。這件事同我們黨的市委領導沒有關係。”
馬純古同誌說:“對文壇上的情況不清楚。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去年(即一九四八年)的打擊《圍城》,與我們黨的領導毫無關係。因為在當時,我們主要是貫徹執行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主席代表黨中央提出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有關指示。毛主席說:‘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公開打擊《圍城》和它的作者,是違反‘擴大文藝統一戰線’的精神;因此,批《圍城》決不是黨的意見……”。
我們還請教了邵荃麟同誌。他說他“是反對抹煞《圍城》的那種過左傾向的。”在他執筆的《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中,明確寫道:“我們必須避免重複左聯時代所犯的關門主義的錯誤。輕視或放棄對於一切可以合作前進的人的團結與爭取,這種傾向……應該及時糾正。……反對抹煞一切的過左傾向,……帽子亂戴,……這將使新文藝運動的發展,遭受巨大的損失。”(見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香港出版《文藝的新方向》第15頁)
事實證明:一九四八年圍攻《圍城》,並不是黨的意圖;一九四九年滬西區委把《圍城》當作“思想教育”的參考材料,反映了我們黨對《圍城》的根本態度。
當我國的諷刺藝術傑作《圍城》出版時,蘇聯正在以傾國之勢發動的全民批判諷刺小說《猴子奇遇記》達到高潮。個別人不問國情、生搬硬套,便向《圍城》開刀。影響所及,導致《圍城》在上海未能及時重印。這是我國文藝界的一個損失,時代的諷刺:蘇聯於1980年出版了索洛金的《圍城》俄文譯本,“序”中批評“中國埋沒了這部書”,令人啼笑皆非。
事實上,“左”傾思潮對《圍城》的錯誤打擊,反而激發了人們對《圍城》的認真研究。如果說:在國外研究《圍城》是為了考博士、碩士等學位,“一舉成名”,可以獲致一生衣食不愁的“金飯碗”;那麼,在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大地上,幾個共產黨員不問對《圍城》的褒貶、不論處境的順逆、不計個人的榮辱,堅持為革命文化發展的需要而默默地研究《圍城》及其作者的所有著作,苦心孤詣、鍥而不舍,垂二十餘年,這純粹反映了中國無產階級最善於吸收人類優秀文明的胸襟和氣魄!
建國初期,陸君從全國總工會幹部學校學習歸來,邀請石君和我,談了他聽艾思奇同誌講《曆史唯物論》的體會和學習列寧《青年團的任務》的心得,相約繼續研究《圍城》等問題。他雄心勃勃,提出通過《圍城》對錢氏著作進行係統研究,以十年為期,集體寫作《錢鍾書評傳》。我自審水平很低,缺乏寫《評傳》的才識,便承擔了搞資料的任務;陸君原來愛讀“西洋文學”,便負責對錢氏全部創作的研究;石君是名教授嚴景耀先生的門生,負責《談藝錄》、《小說識小》等著作的研究。可惜後來情況起了變化:石君遠去青海西寧;陸君調至郊縣嘉定。千裏外魚雁相通,大都是交流讀《談藝錄》的心得;難得從郊縣回滬,見麵時娓娓交談,也無非是對錢氏創作的分析。陸君曾把《圍城》同《阿Q正傳》、《紅樓夢》、《儒林外史》、《羅亭》、《名利場》、《贛第德》、《堂吉訶德》等中外名著進行了比較分析,提出了許多獨到的看法。有一天,陸君急匆匆跑來,向我借《圍城》。他說他的一本“被朋友借去弄丟了”。三個多月以後,原書還我時,給我看了一部恭楷繕寫的手抄本《圍城》。這是他用一百多個假日和晨昏,以每天抄寫二千多字的進程的結果。一九六六年八月,我收到石君給我最後也是最短的一信,原文是:“已受審,勿來信。”後來獲悉,他已經死於非命。陸君則在折磨後癱瘓失音、成為殘廢;在洞庭東山養病多年後,也不幸逝世了,骨灰安葬在太湖中的莫峰下。他們雖然魂遊“泉台”,但孜孜不倦地為革命而研究《圍城》的精神,將永留人間。
(選自《行雲流水記往·上》/沈鵬年著/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