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奧利維埃·羅蘭（Olivier Rolin)-法國著名作家
我不認為文學可以解決世界上的問題，但是我相信它可以像一滴滴水，微小而緩慢地幫助我們在世界上更好地活下去，我相信人類精神更容易被文學這種特殊的智慧所培養。
文學，我們叫做小說文學的這一種，它不是什麼“有用的東西”。它有自身的目標，有一定用處。當然，它既不給人提供信息，也不給人娛樂—甚至也沒有被禁止。
我在這裏想要說的是，它為那些願意與它往來的人們提供了自由的手段。如果說小說在我們的生活裏像政府那樣管理我們，或許我們可以說它有一點“政治”意義，但是小說讓我們走向自由的那些道路跟政治所選擇的途徑（政治報告、思考世界的政治方法）沒有任何關係，它甚至是那些東西的對立麵。也許我們走進文學的理由和我們參與政治的理由並不相距遙遠，我們可以直接說這是因為我們對世界狀態不滿所導致，但是從這個起點以後，兩條道路就分道揚鑣了。我不認為文學可以解決世界上的問題，但是我相信它可以像一滴滴水，微小而緩慢地幫助我們在世界上更好地活下去。我相信人類精神更容易被文學這種特殊的智慧所培養。
讓人類接觸偉大的文學作品吧，這樣我們的世界將獲得改善，包括它最物質的那些方麵。世界將具有更多的微妙性，因為我們極大地需要精致和細膩。反之，文學如果消失，如果被科學、經濟、政治所取代，它也許會長久種下“人類文明疾病”的根源。我有這種信念不是因為我屬於文學一族，而是因為這個信仰對我之必要是身為作家理性思索的結果。
在開始之前，我想表達一種嚴謹的態度或者說發出一個警告，我想借用保羅。瓦萊裏的聲音，他這樣寫道：“在一切藝術中，所有的理論……都沒有普世的價值。它對一個人有用，為他而建立，為他，通過他。”這句話說明，個體性在所有藝術中的不可逆轉性，尤其在文學中（在文學批評，在寫作和在閱讀中）。這一點，即文學與一般性的不相兼容，尤其顯示在文學表述中：它是多麼遠離政治報告。文學不讓自己屈從於某些法則，從本質上講，它是“波希米亞孩子”，這是卡門形容愛情時所用的詞，但是沒有關於文學的學說並不妨礙存在著關於文學的思想，甚至是多種思想。所以，我下麵要說的隻是我自己的理論（當然，它多半是我根據別人的東西打磨出來的）。每當我疑慮重重地問自己能幹什麼的時候，文學總是重新給我勇氣，讓我堅信我們這些作家參與了一點大眾拯救。
不確定性是人類本來的麵孔
我最初寫作，更確切地說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幾乎有點恥辱感。因為我曾經以為或者曾經想要做一個哲學家，當然是要做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我說當然，是因為在那個時期，馬克思主義好像是時代“不可超越的地平線”。我有一次見到了法國共產黨哲學家路易。阿爾杜塞，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他。我很莊嚴地告訴他我要在文學藝術理論領域發展辯證唯物主義。毫無疑問，文學理論那個時期的發展還比較落後。
後來我成了一名革命鬥士，或者說我想努力去做。我成了新入教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小學徒，那時候的實踐不是那麼講究分寸，都是味道辛辣氣勢洶洶不可一世的派頭。我們被那些十分自信的思想所指引（我這裏不是在講通常的馬克思主義，我講的是被我們當作聖體的那個馬克思主義），由於思想貧乏而缺乏懷疑精神，後來我走上了文學道路，可以這麼說，當我勉強接受文學為聖體時，它在我看來與我直到那時所作的兩種活動完全背道而馳。我說的兩種活動指的是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精神的關注和我從事的顛覆社會的激進活動。（我甚至認為我的精神不是激進的，我並不肯定我的行動有精神的介入，也許它們隻不過是內在情感的悲壯表現而已……）當時，我沒有錯的地方是我認為文學使我遠離讓我確信無疑的領域，把我帶向模棱兩可的王國；我有錯的地方在於我認為文學是低水平的標誌。文學的天才—它的微妙性—表現在它既不揭示世界法則也不對行動發出指令，它既不承諾真理和正義也不昭示光明未來。這使我懷疑文學在認知上的缺乏。“小說不對別人（讀者）造成壓力，它訴訟的是真實情感，而不是思想，因此它從不狂妄自大，從不是恐怖主義。”事實上羅蘭·巴特那個時期還沒有這麼說，他隻是到了生命最後的日子在法蘭西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才這樣說。他還說：“小說的述說從不狂妄，它不讓我害怕。”在那個時期，小說的這種謙卑和這種低調，不那麼讓羅蘭·巴特喜歡，那個時候小說在我眼裏也並不十分可愛。當然我知道馬克思的那句名言（它大概在《共產黨宣言》裏）：迄今為止，哲學家們隻是解釋了世界，從現在起我們要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