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涵漠-媒體人
戰爭、死亡、複仇，是電視裏的關鍵詞，可孩子們並不是第一次看到這些，事實上，他們自己的記憶很可能比電視更加殘酷，戰爭毀掉了一切。
在北高加索地區，俄羅斯與車臣共和國的邊境，仇恨就像一顆醜陋的種子，被深深地埋進這片土地。戰爭已經在這裏焚燒了幾個世紀，但即使在停戰的日子裏，死亡也從未停止發生。人們甚至隻用一句話就可以完成對車臣首都的描述，“在格羅茲尼，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感受到仇恨和恐懼。”
孩子們也無法逃脫這段噩夢。死亡在他們的生活裏早已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每一天，他們的父親、母親、一起堆雪人的小夥伴甚或是他們自己，都有可能在突如其來的爆炸和襲擊中死去。孩子們拿著木製的手槍模擬戰場，因為他們再沒有更好的禮物了。遙控飛機、汽車模型、穿裙子的洋娃娃，根本不屬於這個世界。
邊界的一方，許多9－14歲的俄羅斯男孩被送進軍官學校，他們從早到晚接受機械化的訓練，夢想著打敗車臣成為祖國的英雄。在邊界的另一方，車臣孩子生活在死寂的城市裏，逡巡的坦克就從身邊緩緩開過。命運讓他們顧不上自己眼下的窘境，也顧不上4年都沒吃到的糖果的甜味，隻能銘記仇恨。
在從1999－2006年的第二次車臣戰爭中，芬蘭導演虹卡沙羅將鏡頭對準了這些戰爭中的孩子。在她拍攝的影片裏，戰爭將人們帶血的傷疤一次次揭開，仇恨被一代代地傳承：軍官教給學生，祖父教給孫子，有關戰爭的電視新聞教給它那些年幼的觀眾。
在紀錄片《三個憂鬱之屋》裏，孩子們很少說話，外人也難以窺探他們的故事。
他們中的大多數為影片留下長久的沉默，人們隻能從他們的眼睛裏看到，那些稚嫩卻被戰爭反複折磨的心靈。
渴望
地點：俄羅斯
看上去，距離聖彼得堡不遠的科特林島像是一座極其平靜的島嶼。人們在那裏可以聽到白色海鳥的鳴叫和海浪拍向礁石的聲音。那裏冬天漫長，薄薄的雪覆蓋著荒涼的草原。
當喀琅施塔得軍校的起床號令響起後，平靜就被打破了。
這裏有幾百名9－14歲之間的學員。
除了身高，他們每一個看上去都很像，金色柔軟的頭發被剪成寸頭，眼珠帶著藍色或淡綠色。隻有極個別的孩子開始使用電動剃須刀，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還應該屬於捉螞蚱或搶奪汽車模型的年紀。
可實際上，他們沒什麼機會進行這樣的遊戲。笑聲並不常常在此地出現，從早上起床的那一刻，他們就必須像個軍人那樣要求自己：將被褥鋪得不見一絲褶皺，然後以最快的速度衝入盥洗室。
“不許穿工作服來洗漱。”一個短發女教官用冷冰冰的聲音說，她正夾著筆記本在盥洗室裏來回巡視，粗跟皮鞋碰撞地麵，發出“咚咚”的響聲。
整理完畢後，學員們在走廊裏站成兩排集合。他們使勁地抿住嘴唇，眼睛看著前方，就像個最職業的軍人那樣，好像再沒有什麼能奪走他們的注意力。這樣的靜默一直持續到軍官出現，“早上好，學員。”
“早上好，上尉！”男孩們揚起頭，大聲喊道，接受麵前這個成年人短暫的閱兵儀式。
每一天都是這樣開始的。經過長期緊張的訓練，學員們就像是從流水線上走下來的一個個標準件，時刻牢記著扣緊袖口，整理領子，用手掌邊緣從鼻子向上畫線，讓象征著國家與榮譽的帽徽對準正前方。
他們一遍又一遍在淺黃色的地板上重複著“稍息”、“立正”、“向後轉”的動作，沒完沒了地學習怎麼在踢正步的同時向司令敬禮。
射擊也是軍校裏十分重要的科目。這些孩子拖著幾乎有自己一半身高的槍，鎮定自若地架上肩膀，瞄準，然後扣動扳機。同時，他們還被教授如何快速地製服敵人，甚至扭斷他們的脖子。
在那棟三層紅磚小樓裏，生活不會因為那裏是冬天或夏天而發生改變。孩子們明白他們必須規規矩矩地聽從指令，並一直保持安靜。沒有音樂，那些機械而又沉悶的正步聲就是這群孩子們生活中最適合的配樂。
他們總是穿著一模一樣的衣服，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也背負著完全相同的故事。
科裏亞今年11歲了，他喜歡寫詩，對體能訓練時做引體向上不怎麼在行。他曾經在街上撿拾瓶子，並將賣廢品得來的一部分錢交給他的媽媽。不過，據那個女人說，科裏亞隻是她撿來的一個孤兒，沒有人知道他的親生母親在哪裏。
很多時候，這所軍校就像是一個收容所。一個10歲的孩子—同時也可能是這裏最矮的小家夥—父親是個參加阿富汗戰爭的雇傭兵，母親是個酒鬼。他的父親將妻子趕出了家門，並把兒子寄養在祖母那裏。可沒過多久，祖母也病了，這個孩子最終被送進軍校。
從這種意義上講，托馬契夫是幸運的，他的媽媽還活著，但是由於加入打擊車臣恐怖行動的軍隊，她將兒子送進了喀琅施塔得軍校，以繼承自己的夢想。他們隻能靠寫信來聯係，感情越來越疏遠，“對不起媽媽，”這個男孩沮喪地寫著信，“我竟然忘記了你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