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帆_海軍政治部文藝創作室一級作家，筆名舟欲行
放大鏡下的“微小事件”
康熙十二年（1673），山西丹陽縣有個小辦事員兒，叫吉星瑞，職務是“經承”。他把該上繳國庫的銀兩貪了，然後串通縣官兒周紳，謊稱是“民欠”。
既是“民欠”，按照慣例，查證無誤後，國家會予以購銷充抵。丹陽縣的情況顯然是“鑽了政策的空子”，而周紳的上級知府高得貴，也“不行查明，遽為轉報”。一連串的貪官、昏官，造成了國家財政的損失。
這事兒其實沒瞞多少日子，就被查出，周知縣被革職，高知府罰俸6個月。至於始作俑者吉星瑞，估計也沒得啥好棗兒吃。
這本是王朝政治中的一個“微小事件”。事兒不大，危害不廣，處置及時，挺和諧的。
可有個山西道監察禦史馬大士覺出了不對頭，專門上了一道奏折，建議嚴懲有關幹部。“務於罰俸6個月之外，嚴定條例，警戒起來，庶各官懼法而不敢有混冒捏報之弊矣。”
康熙皇帝在這道奏折上批道：“該部確議具奏。”
事情到了這一步，總算該了結了吧？
且慢，假如我們拿起放大鏡去細讀馬大士的奏折，會發現情況遠非那麼簡單。這位監察禦史不但糾劾了山西的案子，還無意間透露了當時官場的一係列惡濁景象。
“老爺子”的天下
康熙皇帝在位61年，加上他兒子雍正執政的13年和他孫子乾隆執政的60年，這134年恰恰占清王朝268年的一半，“康乾盛世”似乎已成定論，在打倒了皇帝100年後的今日中國，好多電視節目著名主持人說起康熙乾隆，每嘖嘖焉心向往之，張口閉口尊其為“老爺子”。
“老爺子”的天下究竟什麼樣？盛世華服下究竟是健康的軀體還是長滿累累暗瘡？判斷這個時代“盛”與“非盛”的標準，究竟是GDP數字、是官私文書、是奴性十足的民間“盛世神話”？還是那些被有意無意隱藏和遺忘的真實痕跡？
也許，當我們重讀監察禦史馬大士和馬大士們的奏折時，才會恍然大悟。
比如針對山西的這個案子，馬大士寫道：“從來州縣官員侵欺錢糧，皆由與積年蠹役貓鼠同眠，通同作弊，官役分肥。開銷之日，捏稱民欠，以冀皇恩豁免。“這種情況不僅限於山西，”邇來江南一省拖欠至200餘萬兩，內稱民欠者70餘萬兩，牽混不清”。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州縣不肖官員與衙役通同侵欺”的行為，不但可以因“府官因循瞻顧，代為開銷”而蒙混過關，而且就算查下來，也不過罰半年工資而已。所以，各級官員才普遍犯罪，即所謂“既無妨其功名，何所生其忌畏”？
無獨有偶，河南道監察禦史黃敬璣同年就大致相同問題上的一份奏折中，則指出更為嚴重的製度性、體製性弊端，即：朝廷不問年景豐欠，規定的錢糧交不足額，就要追究官員的責任。州縣官為逃避責任就欺瞞府台，府台怕擔丟烏紗就欺瞞藩司，藩司怕擔幹係就欺瞞巡撫，巡撫明明知道其中的彎彎繞，但自己身在局中，也就睜一眼閉一眼，一級一級欺瞞上去。
正所謂法令越嚴，謊言越多，體製缺陷和製度設計的不合理，導入惡性循環。這不過是所謂“盛世”真相的冰山一角而已。
掀開裙子看暗瘡
“盛世”華服下究竟都掩藏了些什麼？要想掀開裙子看暗瘡，顯然需要一個解剖曆史案例的實證方法，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即：1、取樣的時間節點。2、取樣的版本可信度。
本文選擇的時間節點，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其理由一是清軍入關（1644年）已整整30年，各地“反側初平”，江山基本坐穩。二是康熙那年20歲，已做了12年皇帝，親政（1667年）也已6年，他不但已剪除了鼇拜，並開始策動針對吳三桂等的“削藩”，故此這正是康熙帝年輕有為的時代。
至於取樣版本，本文選用的都是同期（康熙十二年）監察禦史的奏折。清王朝自崇德元年（1626年）即設都察院，作為全國最高監察機構，主要職責是“查核官常，振飭綱紀，彈劾不職官員”，差可戲稱“老紀委”。監察禦史的奏折，基本上可看做“老紀委工作報告”，其中原汁原味兒地保留了對“盛世”政治生態的準確記錄，其版本的可信度顯然較高。
“老紀委”報告
報告1：江南道監察禦史徐旭齡的奏折（康熙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針對的是四川地方官員李民聖。這位李大人自康熙二年至十一年的10年間，被查實的貪汙行為就有49起。徐旭齡禦史形容這位大貪官“其敲骨吸髓，峻法嚴刑，無日不派裏甲，無物不取民間，抑何湯火遺黎遭此豺狼殘嗤？”更為重要的是，李民聖為惡的10年間，居然經曆了兩次“幹部考核”—“大計”，所獲評語竟然不是“招懇多方”，就是“備賑恤民”，把黑的完全說了成白的。為什麼會有如此結果？徐旭齡分析說：“不肖官員平日所以不畏民怨，科斂髒私者，無非以浸潤彌縫可以接納上司歡心，及當計察，即有物議，不過厚賄夤緣，便可脫漏法網。”所以，朝廷製定的“典計雖嚴，而貪官終有恃而無恐。”這顯然已不是個別官員的問題，而分明是體製性病灶所致。
報告2：掌江南道事監察禦史熊一瀟的奏折（康熙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則記載了當時朝臣不顧民生死活，盡情享樂的奢侈淫靡。他開篇就寫道：“竊惟今之日，民窮極矣，皆起於官之貪；今日之官貪極矣，皆起於用之侈。”那麼，熊一瀟在江南看到的官場究竟奢靡到什麼程度呢？奏折說：“如一宮室也，官吏之長廊廣廈，思營繕者未必盡停；如一衣服也，男女之珠玉錦繡，好華靡者未必盡止。至於宴會，此往彼來，尚有酣歌恒舞之風。至於車馬聯鑣，接隊尚多鑲寶裝金之飾。”這還隻是形象的描述，數字化的記載是：“一日之費，可糜八口終歲之需；一物之精，可值十家中人之產。”熊一瀟還揭露：雖然“清廉者名之甚美，貪汙者名之甚惡”，但是官場風氣已成，誰能獨善其身，所以才形成了“即有欲廉而不可得者”的強迫性世風。
報告3：江南道試監察禦史趙之鼎的奏折（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一日），直接指出了這個“盛世”在用人選材製度上的四大弊端，成為我們了解“盛世”的又一窗口。他告訴我們，那些“白丁銅臭”、“濫冒之人”、“苟且之徒”、“賣名圖利之子”，是怎樣賄賂各位科舉主考大人的。一是“迎接謁見之弊”。朝廷派出的學政大人—鄉試主考官一到地方，“所屬官員及鄉紳人等迎接郊外，謁見公堂”，立即掀起“懷私請托，通同賄賂”的高潮。二是“吏舍招搖之弊”，主考官為了方便接受賄賂，隨行要帶很多書吏、承舍，這些“秘書幫”不住官府，“留住衙外，不時出入，以便傳遞草案、詐騙生童，及包攬關說、夤緣生事”，為主考官“穿鼻作線”、“交通賄賂”。三是“坐號存薄之弊”，主考官和納賄考生商量好後，在試卷上留下記號。四是“府書換號之弊”，幹脆把納賄考生的狗屁卷子，和寒門學子的優秀卷子調包兒。靠這樣的科舉製度，選出的盛世官員，怎麼能真正締造和支撐一個真實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