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著眼城市長遠發展，逐步提升人口服務管理水平
通過統計數據比較，上海市和北京市在人口問題上有很多相似點：常住人口規模都超過了2000萬（上海市：2301萬、北京市2018萬）；年均增長都在60萬左右；外來人口都在800萬左右，都占全市總人口近40%；人口居住麵積大體相當（上海6340平方公裏，北京市平原麵積6400平方公裏）。因此，上海與北京在人口服務管理方麵麵臨著許多共性的問題，他們在人口服務管理中的一些做法，特別是已經實行了10年的居住證製度，其中實行的成效和存在的問題，對北京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建立多層次的居住證管理製度。上海市針對不同人群設計了多種形式的居住證，形成了人才居住證、就業居住證、投靠居住證和臨時居住證等4類居住證管理製度。在憑證享有公共服務方麵，形成了梯度化的政策：人才居住證除不能享受低保、購買經濟適用房、父母投靠外，其他待遇與戶籍相同，子女可參加上海市中考和高考；就業居住證除了子女不能參加中考和高考外，其他待遇與人才居住證相同，但其子女可就讀上海市高中階段的中職學校；投靠居住證一般10年後可以辦理上海戶籍；臨時居住證除不能享受居轉常、不能購買公共租賃房外，其他待遇與就業居住證相同，符合一定條件可享受子女義務教育待遇。截至去年5月底，上海市共辦理臨時居住證640萬、投靠居住證29萬、就業居住證8萬、人才居住證42萬。上海居住證推出10年來，特別是人才居住證的實施，人才流入不斷擴大，人口結構不斷優化，根據“六普”統計數據，在上海6歲及以上外來常住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比“五普”上升15.5%，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下降13%。
但在調研座談中，上海市的同誌也坦誠交流了居住證製度實施過程中一些問題，最為突出的就是提高來滬人員公共服務水平與合理控製人口規模之間的矛盾，他們的感覺是進退兩難，從國家層麵看，正大力推進外來人口的市民化待遇，比如計劃推行異地高考等措施，這也是解決新的城鄉二元結構，即外來人口和本市居民基本公共服務不均衡問題的大趨勢，但由於上海公共服務整體水平較高，由此帶來的非就業人口導入壓力日益顯現，近年來以家庭為主的非就業人口導入有增加趨勢。因此，在居住證附加什麼樣的公共服務上難以權衡，如果附加過高的公共服務，有可能吸引更多的非就業人口，從而增加城市公共服務負擔；如果不提升現有附加的公共服務，外來人口不滿意，辦證的意願不強，比如現在就業居住證辦證人數就很少，居住證製度的實施效果就要受影響。
對北京工作的啟示：一是整合現有的外來人口服務政策，如外來人口子女享受義務教育、適齡兒童免疫和疾病防控、參加社會保險、可以申請公租房等，集中附加在即將推出的居住證上，提高外來人口辦證積極性。二是落實好已有政策。與其急於向外來人口承諾一些大政策，口惠而實不至，還不如把現有的服務政策落實到位。比如，北京目前還有近30%的外來人口子女還在打工子弟學校上學，無法進入公立學校接受良好教育。通過解決類似的問題同樣能增加外來人口的歸屬感，縮短他們與本地居民的心理距離。三是把握推動外來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控製城市人口規模的平衡點，做好新出台外來人口服務政策的社會風險評估，謹慎對待異地高考政策，加強與教育部等國家有關部門的溝通，爭取支持北京市合理控製人口規模。
三、加強社會管理創新，實現社區從管理向善治跨越
天下善治在社區，社區和諧在民樂。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和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加強社區管理的重要性顯得更加突出。在江蘇省，我們重點調研學習了南京市鼓樓區鳳凰街道的社區管理模式。在國家鼓勵社會管理創新的大背景下，鳳凰街道不斷加強製度創新和服務創新，取得了顯著成效，獲得全國社區教育示範榮譽稱號，居民幸福感、社會治安滿意率、社區公共文明指數分別達到85.6%、97.8%和88.3%。
創新社區管理體製。成立由街道和轄區職能部門（公安、城警、交警、工商、稅務、安監、城建、消防、環保、衛生等部門）組成的鳳凰街道社區管理委員會。有效整合轄區資源，形成“費隨事轉、人隨事謀、重心下沉、權力下移”，人財物、責權利相統一的工作合力，從體製上解決“管得著的看不到，看得到的管不著”的問題；社區管理委員會通過定期交流、協商、研討、總結，使社區各種力量聚合起來。形成“塊塊為主、條條配合、條塊結合”的管理框架，從而推動經濟和社會事業的協調發展。
健全“社區服務管理網絡”。對老舊社區，300—500戶設一個片區，30—50戶設一個樓組，完善“社區黨委—小區黨支部—樓棟黨小組”組織架構，實行網格化管理。在26個新型封閉小區，推行社區黨委委員負責，物管公司黨員負責人+業委會黨員委員+居民黨員代表擔任兼職委員“1+3”共建模式，推動黨組織和工作有效覆蓋。將轄區所有樓棟、院落、店家、居民住戶、駐區單位的基本信息收集建立數據庫。選擇工作能力和責任心強的居民擔任樓院門棟長，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服務管理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