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研究述評
探索爭鳴
作者：陳巍
摘要：職業可能自我是近十年來國外職業心理學的熱門研究主題，與個體的職業生涯規劃之間存在緊密聯係。對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的研究有助於該群體清晰地認識自身職業定位，激發其職業成就動機。職業可能自我可劃分為職業希望自我、職業預期自我與職業恐懼自我三個維度，對其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問卷調查法、Q分類法與訪談法。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與文化背景、家庭環境、年齡、性別等人口學變量有關。未來需要在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下係統考察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的本土化問題，並借助深度訪談法彌補量化研究存在的缺陷。
關鍵詞：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職業生涯規劃；敘事心理學；深度訪談
一、引言
近幾年來，中國高校畢業生持續麵臨著就業難問題。最新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高校應屆畢業生預計727萬，比2013年激增近29萬人，各地高校畢業生簽約率不高，甚至又被各界冠以“史上更難就業年”。大學生為何“就業難”？ “考研熱”“考公熱”又為何在當下中國的大學生群體中持續升溫？大學生就業難到底是“無業可就”還是“有業不就”？
近年來的眾多國內調查研究顯示，大多數大學生對自己將來要從事的職業認識不清，不知道自己希望做什麼、預期能夠做什麼以及害怕做什麼。他們盲目地跟隨他人或被動地服從家人意願去考研、考公，這造成幾百個人“哄搶”一個事業編製，而某些基層工作崗位或新興職業卻無人問津的尷尬局麵[1]。引導大學生正確地看待求職與就業，有效地認識自己究竟可以勝任何種職業，這就涉及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work possible selves）的發展。順利發展職業可能自我將有利於大學生盡快擺脫迷茫期，作出有效的職業生涯規劃與職業決策，加速其社會化進程。本文嚐試介紹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的內涵、結構、特征與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指出該領域研究存在的問題，並作出展望。
二、可能自我概述
Markus和Nurius將個體基於未來的自我定義為可能自我（possible selves），可能自我通常形成作為視覺的表象或認知表征的未來情境中的自我。它與個體的潛能和未來有關，並指向未來，包含個體對過去和未來自我的表征。Markus和Nurius最初研究就選擇了大學生群體作為對象，考察其關於自我概念中可能性的角色，從而形成一個自我的可能性的問卷[2]。
按照積極與消極的維度，可能自我可以被分成三個主要的橫向維度，包括：個體想要成為的理想自我（希望自我）、可能成為的自我（預期自我）和害怕成為的自我（恐懼自我）。希望成為的可能自我包括成功的、創造性的、富有的、清瘦的或被人賞識的自我；害怕成為的可能自我包括一事無成的、孤獨的、沮喪的、失業的或被人輕視的自我。擁有一個渴望達成的自我（例如未來有一份好的工作），會促使人產生動力去追求；反之，害怕或不渴望的自我（例如未來的我因遊手好閑而被關進監獄），也會促使人有動力去控製自己的行為[3]。除了橫向結構，可能自我還具有時間的縱向結構，即包含對過去自我、現在自我和未來自我的表征。Hart等認為“在時間上，現在自我向前和向後進行投射，能夠產生過去自我和將來自我”[4]。個體依據過去自我形成現在自我，並依據現在自我想象未來自我。也就是說，現在自我反映過去自我，同時產生未來
自我。
此外，Markus和 Kitayama指出，文化和自我兩者都是動態的。文化是動態的，表現在社會文化觀念、做法、慣例、文化產物、人工產品、經濟和生態因素是隨著時間持續被創造、積累和改變的。自我是動態的，表現在它隨著所植根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改變而改變[5]。每一個體均在參與各種重要的社會文化背景時構建著自我，職業可能自我也不例外。McConnell提出的“多元自我維度框架”（The Multiple Self-Aspects Framework）理論也認為，任何一個自我概念都必須是“依賴於情境的自我”[6]。例如，我國學者楊國樞和陸洛的研究發現，台灣大學生的可能自我呈現典型的關係依賴特征，而區別於西方大學生的獨立特征[7]。也有研究發現，個體的認知模式（例如歸因方式）可能影響希望可能自我和恐懼可能自我的樣貌，例如，認為“成功源自努力”的大學生比那些認為“成功是全憑運氣”的大學生更堅持不懈，並擁有較多的執行力[8]。
綜合上述特征，Oyserman和 Fryberg提出了“平衡的可能自我”（balanced possible selves）概念，並認為平衡的可能自我包含當個體追求正向自我認同目標時，也同時能意識到那些不願遇到之結果。這樣的平衡得以維持達成積極的可能自我的動機，並且避免消極的可能自我[8]。
三、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的相關研究
（一）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的含義和結構
職業可能自我（occupational possible selves/work possible selves）的概念沿襲自可能自我。Chalk等認為個體使用來自其自我認知圖式的信息建構自我意象，這種意象最終將落實在一種關於工作的自我概念上[9]。Pisarik進一步明確地指出，職業可能自我是未來的表象，表現為對自我在職業中的表達和執行的希望和預期，是個體根據工作價值進行描述的[10]。基於上述理解，牛媛媛根據研究的特定對象，即處在求職階段的大學生，將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定義為：“大學生對未來工作中所要表達和實現的希望和預期自我，以及需要避免的恐懼自我的表象”[11]。
依據可能自我的結構以及個體對職業價值與工作渴望的評估，Pisarik提出了以職業希望自我（hoped-for work selves）和職業預期自我（expected work selves）為核心的職業可能自我的兩分結構假設。前者表現個體對職業的渴望、夢想和願景，是不受現實約束的。這些職業意象構成了個體希望成為的理想中的職業自我。後者表現個體被自我直接感知到的現實意象，受到現實結果製約。基於此，Pisarik以來自卡羅萊納州北部格林斯博羅的大學與卡羅萊納州北部的幾所社區大學的200名大學生為被試，這些大學生的年齡在20～35歲之間，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該研究考察了個體成年早期的職業可能自我、工作角色顯著、社會經濟地位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職業希望自我與社會經濟地位之間不存在相關關係，而職業預期自我和社會經濟地位之間卻存在顯著正相關[10]。當然，根據可能自我理論，清晰且積極的未來職業目標在形成過程中也會對個體未來職業產生消極影響，即恐懼自我的表象，因此，Pisarik的結構假設仍有待完善。
此外，職業選擇理論將職業希望自我與職業預期自我之間存在的差異稱為職業可能自我差異（work possible selves discrepancy）。Ginzburg等和Gottfredson的研究指出，職業可能自我差異存在於童年期、青春期一直到成年早期，進入成年期後開始達到平衡，職業選擇慢慢變得現實，並對理想和現實進行協調，縮小和新形成的現實預期之間的差距[12]。Pisarik的研究發現，職業希望自我、職業預期自我、社會經濟地位、工作角色顯著以及性別之間的差異與心理主觀幸福感的兩個成分——生活滿意度與情感平衡之間存在顯著相關[10]。
牛媛媛以Pisarik的研究工作為基礎，從個人發展、自主性、能力運用和創造力這四個維度入手編製問卷，考察了我國大學生的職業希望自我、職業可能自我和職業預期自我的特征及影響因素，並提出了職業平衡可能自我（work possible selves balance）的概念，即個體的一個職業預期自我在相同領域存在一個補償性的職業恐懼自我。職業平衡自我能夠更加有效地指導個體的思想、行為和情感，調整並保持接近職業預期自我、遠離職業恐懼自我的行為，激發個體追求職業目標並采取相應行動[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