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的人口學變量
已有研究顯示，社會文化、家庭、學校環境等外部因素與認知方式、人格特質、性別等內部因素都會影響大學生可能自我，進而影響著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
1.文化背景與家庭環境
不同文化背景包括不同的國家民族和不同的生活環境（成長環境和教育環境）。不同民族的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存在差異，藏族大學生更加重視能力、壓力、創新與個人發展，漢族大學生更重視能力、經濟地位、壓力與人際關係[13]。藏族大學生創造力維度存在比較類型、比較方式與人格特質的三重交互作用，漢族大學生在創造力維度存在比較方式與人格特質的交互作用[14]。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也影響大學生的職業可能自我各結構的比重，影響各維度的重要性。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與職業地位、父母對子女的期待環境等都會影響子女的職業選擇、職業興趣。父親的文化程度與高職生的職業恐懼自我存在一定關係，父親學曆為研究生以上的高職生的職業恐懼自我顯著高於父親學曆為大學的高職生。父親職業與高職生在能力運用維度上的職業預期自我存在一定關係，父親從事黨政類職業的高職生在能力運用維度上的預期自我顯著低於父親職業為務農的高職生。母親的職業和文化程度與高職生職業可能自我的之間的關係不顯著[15]。家庭經濟條件良好的大學生有較高的預期和希望水平，對職業自我的希望方麵遠遠高於家庭經濟較差的大學生[16]。
2.年齡
職業可能自我是隨著年齡動態變化的，或者是隨著人的成長過程、經曆多少而變化的。人的身心發展隨著年齡增長呈現規律性的變化，大學生隨著年齡的增加、知識閱曆的豐富、對職業領域認識的深入，他們的職業理想、職業期望、職業預期以及對職業領域的擔憂都會發生或多或少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職業可能自我，即自我對未來職業的職業前景、工作自主性、工作強度、薪水福利待遇、同事之間關係等的預期。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呈現出逐步發展的趨勢，大二和大三是職業可能自我發展的關鍵時期[11]。但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果，即隨年級升高，高職生職業可能自我的發展呈下降趨勢，大一學生的預期職業自我和希望職業自我顯著高於大二與大三學生[15]。這意味著不同年齡層次的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具有高度複雜性，且可能與其他社會因素存在交互作用。
3.性別
性別對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的職業希望自我、職業預期自我和職業恐懼自我有著不同的影響。Segal等以“預期生活史”（anticipated life history， ALH）為研究工具，對18～19 歲之間的223 位大學一年級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有更多可能性的預期，這或許反映女性的可能自我內容比男性的更重視生活角色任務、親情與婚姻關係[17]。牛媛媛研究發現，男女大學生在職業希望和預期自我的創造力因子上有顯著差異，男生得分均高於女生，而在職業恐懼自我的自主性上女生的得分顯著高於男生[11]。馬娟研究發現，性別對職業地域的選擇有較大的影響，且女性對職業地域的希望比男生要高，這也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關[16]。黃彬關於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成就目標定向和職業決策的關係研究發現，大學生在職業希望自我上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女生在職業希望自我上的得分均顯著高於男生[18]。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盡管在職業希望和預期間存在著性別差異，但這種差異並不顯著。例如，Pisarik的研究中並未發現在職業希望自我和職業預期自我上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10]。雖然許多研究者都對職業可能自我與性別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但由於在研究取樣、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麵存在著差異，研究結論方麵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爭議。
四、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的研究方法
目前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問卷調查法等定量研究為主，也有學者嚐試訪談法與Q分類法。
（一）問卷法
問卷法分為開放式問卷和封閉式問卷兩種，職業可能自我的開放式問卷隻有題目沒有選項，這些問題參考一般可能自我問卷來設計。例如，“在未來的職業上我希望未來的我是……（至少五個）”，等等。被試隻需按照自身情況進行羅列即可。職業可能自我的封閉式問卷的問題事先都列舉出了不同程度的答案，被試隻需按照自身情況，選擇符合自己的選項即可。目前已有的職業可能自我問卷包括Pisarik編製的職業可能問卷（Work Possible Selves Questionnaire， WPSQ）、牛媛媛編製的《大學生職業可能量表》和馬娟編製的《大學生職業希望自我問卷》。不過，由於職業可能自我的表達可能具有內隱性，而內隱不如外顯客觀直接，因此對職業可能自我的測量的準確性仍有待驗證。
（二）訪談法
訪談法是由主試與被試麵對麵進行交談，主試從中收集需要的資料的一種方法。它是一種有目的的交談，根據結構的嚴謹性可將訪談法分為結構化訪談、半結構化訪談和無結構化訪談，根據研究的不同目的可單獨使用一種類型或綜合使用。訪談法在心理學研究中的運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為其他方法的運用尋求證據；為心理谘詢與治療提供依據。目前職業可能自我中的訪談主要還是以為調查問卷法尋求證據為目的。牛媛媛發放職業可能自我的開放式調查問卷後選取部分學生進行訪談，即為驗證調查問卷所得到的結論。楊莉萍等通過質性訪談法發現，高職生的可能自我存在消極特征，職業希望自我缺乏，並以“謀生”為核心訴求[19]。
（三）Q分類法
Q分類法是指研究者做好被試描述職業可能自我的卡片，讓被試對職業可能自我的描述進行分類，要求被試依據最適合自己的描述維度對卡片進行分組，然後研究者通過因素分析法進行研究。毛瑞與萬明鋼根據《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量表》和《可能自我問卷》中關於職業部分的八方麵內容編製了Q分類材料的基本內容，然後對藏漢大學生的代表性樣本的等級排序結果作因素分析，來判斷藏漢大學生的職業可能自我存在不同的分類傾向[13]。然而，Q分類法妨礙被試在對職業可能自我評估上的自主性，而且這種測評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受到諸如心理防禦機製、情緒狀態、智力水平等內部因素的幹擾[20]。
五、結語
雖然可能自我的研究迄今已經走過近三十年的曆程，但主要集中探討學業、健康與體育競技的可能自我，對職業可能自我的係統研究是約十年前才開始的，我國對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的研究更是近幾年才開始起步。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是個多維度、深層次的理論模型，需要與人格、認知、社會心理學理論之間建立起合理聯係，並接受社會實踐的檢驗。就目前來看，至少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麵深化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的研究。
（一）構建本土化的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模型及其影響因素
當前國內外已有的職業可能自我研究多以西方社會文化為背景，以此編製問卷，並得到職業可能自我的三分結構與影響因素。那麼，這種結構是否符合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大學生群體？中國大學生群體是否存在其他獨特的職業可能自我的構成成分？抑或存在其他獨特的社會文化因素會對該群體的職業可能自我產生重要影響？傅安國與鄭劍虹的質性研究發現，以家族為紐帶的人際關係網絡對中國大學生的職業生涯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21]。這提醒我們在今後的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研究中必須積極關注建構本土化的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模型及其影響因素。例如，人情、臉麵、社會資本與大學生職業可能自我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