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勒個體心理學還主張，社群情懷發展完善的治療師能夠忠實於自身以及來訪者，並與其保持一致性的態度。
二、阿德勒對馬斯洛的影響
關於阿德勒對亞伯拉罕·哈羅德·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1970）的影響，Hoffman（1988）在《做人的權利：馬斯洛傳》一書中作了很好的論述。他甚至認為阿德勒是“影響馬斯洛的導師中最重要和最著名的一位”，在描述馬斯洛與阿德勒的關係時，他認為阿德勒“對馬斯洛的職業生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 [7]。
馬斯洛在研究生階段的學習中，就一直關注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觀點。馬斯洛的導師是著名的心理家Harry Harlow，他以通過研究猴子的社會行為來理解人的發展而聞名。馬斯洛的博士論文就是關於猴子的性行為和支配行為的研究。在一定意義上說，馬斯洛關於猴子中支配性和性行為的整個博士論文研究都是對阿德勒的理論，即人類社會活動中隱含著對權利的追求的一種驗證。馬斯洛計劃進行各種關於猿猴和人類的研究，他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信阿德勒的理論，並渴望從中得到更進一步的啟發。
1935年阿德勒獲得了美國永久居民資格，並在紐約定居。也許是曆史巧合，就在同一年，已經獲得博士學位的27歲的馬斯洛也來到紐約。阿德勒在紐約的格拉梅西公園酒店（Gramercy Park Hotel）有一個套間。從1935年開始，阿德勒每星期五晚上都在那裏舉行公開研討會。雖然馬斯洛與阿德勒交往的時間並不算很久，他的思想並不是完全依賴於阿德勒，但是阿德勒還是對馬斯洛產生了強烈的影響。馬斯洛由衷地欽佩阿德勒，認為阿德勒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學者之一。柯林·威爾森則把1935-1945年這段時間稱為馬斯洛的“阿德勒時代”，此時的馬斯洛從根本上說是一個阿德勒主義者[8]。
阿德勒對於馬斯洛關於靈長類動物研究的研究報告及其當時正在進行的性行為和男性支配等研究，都給予了特別的鼓勵，並積極提供意見和建議。除此之外，更為重要的是，馬斯洛給阿德勒提供了這樣一種觀念，即把社群情懷作為人類的一項基本品質。從此以後，馬斯洛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認同並實踐著阿德勒的這一理念，馬斯洛也認為人類具有追求利他主義、同情心、友誼等的自然傾向和品質，盡管這些品質可能受個體早期有害的經驗所淹沒或破壞。阿德勒強調體製對個體人格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這一觀點也對馬斯洛後來的研究產生了重要
影響。
馬斯洛在他的著作《動機與人格》（1970）中援引阿德勒的觀點[9]：
社群情懷這個由阿德勒創造的詞彙，可以用來很好地表達出自我實現的人性情感的韻味。盡管偶爾也會憤怒、急躁或厭惡，他們（自我實現的人）總體上對人類有一種深厚的認同、同情及喜愛的感受。
此外，馬斯洛在其《動機與人格》一書中，采用了阿德勒的“寵壞的兒童”（pampered child）的概念。阿德勒認為個體需要的單純滿足並不必然使人達到“人性的崇高層次”（loftier levels of human nature）。個體對所受恩惠的忽視，在滿足後的遺忘和貶低，都會導致“價值的扭曲”（value pathology）。在此基礎之上，馬斯洛總結到，“很久以前，阿德勒在他的諸多著作當中提到‘溺愛的生活風格’，我們也應該使用這一術語來區分病理性滿足和健康性滿足”[9]。
阿德勒後期所說的社群情懷是“一種可以有意識發展的內在潛能” [6]。然而社群情懷不僅涉及社會世界，而且涉及整個世界。然而，馬斯洛認為社群情懷隻是自我實現的人的重要品行之一。而對於阿德勒來說，社群情懷是人格的最重要維度，是人類努力實現心理健康的基本標準。心理健康的人的社群情懷獲得了高度發展；對於有心理障礙的人來說，其社群情懷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
更為重要的是，阿德勒的樂觀和進步的觀點影響了馬斯洛。與弗洛伊德對人類狀況悲觀消沉的觀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阿德勒認為可以通過革新社會結構、社會訓練和教育輔導來達到改善個人的目的。也許正是出於這一原因，阿德勒曾接受那些因“智商低下”或“智力低下”而被學校開除的孩子，通過治療和輔導促進其重新建立自尊心和自信心，從而使得他們在學業上有顯著的進步。這種對社會環境因素影響心理功能的強調與馬斯洛當時的觀點較為吻合。馬斯洛盡管不是阿德勒的正式門徒，但馬斯洛始終感激阿德勒思想在學術上對他的啟發和幫助。馬斯洛把阿德勒視為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先驅。研究馬斯洛的學者柯林·威爾森甚至認為，“從根本上說，他（馬斯洛）仍然是一名阿德勒主義者” [10]。
馬斯洛在1970年阿德勒誕辰100周年紀念時寫道 [2]：
在我看來，阿爾弗雷德·阿德勒一年比一年更為正確。正如諸多事實強有力地支持他所描述的人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阿德勒領先了他的時代。在這裏我指的是他對整體主義的強調。
三、阿德勒對羅洛·梅的影響
羅洛·梅（Rollo May，1909-1994）是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另外一名創建者。在1932年和1933年的夏天，作為青年學生的羅洛·梅參加了阿德勒在維也納郊區的一個避暑勝地舉行的暑期研討班，有幸結識了這位個體心理學創建者。羅洛·梅在研討班中和阿德勒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討。羅洛·梅非常讚同阿德勒的觀點，從阿德勒那裏接受到很多關於人類本性和行為等諸多方麵的心理學思想。跟隨阿德勒的這些學習為羅洛·梅打開了心理學的大門，羅洛·梅得以“直接進入心理學”。
阿德勒對羅洛·梅的思想產生的重要影響，特別反映在在羅洛·梅的第一本著作《谘詢的藝術：如何給予和獲得心理健康》（1939）中。在其原版的前言中，羅洛·梅曾寫道，“這些討論要歸功於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的謙虛而敏銳的智慧”。羅洛·梅還在附錄的一處注釋中寫道[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