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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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下旬。
我隨那位年輕社員走向未知的地方。
他趕著驢拉車在前麵走，車上放著“拖累戶”和我這個“靈幹人”的行李，坐著“拖累戶”的小孩子和老人。
這是毛烏素沙漠南邊的一條西北向的沙路。循著沙路延伸的方向望去，極目黃沙，了無青翠。有的地方挺著一棵兩棵榆樹，但都是老頭樹，粗糙的樹幹和枯萎的樹枝昭示著它們“體內”的水分沒有得到補充。這地方幹燥缺水，滋潤不起來呀！沙路上間或遺有三三兩兩的驢糞蛋，風沙一刮，竟也被耗幹，有的快被沙子埋住。那是我的指路坐標。我沿著這些坐標機械地挪動雙腿，離開我貢獻了8年青春年華的銀川，越來越遠。肩負押解牛鬼蛇神重任的那位年輕社員，趕著驢拉車，頭也不回地前行。他不想近距離押解我，如果我想逃跑，那是個絕好的機會。
2
精疲力盡的我，來到一段幾乎被沙子埋了的土長城前，席“沙”而坐，休息片刻。一頭毛驢馱著一對木桶，一步一晃地走過來。後麵遠遠地跟著一個手提吊桶的年輕女人。這是我進入沙漠後見到的第一個路人。我問她：
“請問這是什麼地方？”
“嗨，這‘達’是啥地方都不曉得，告訴你，這‘達’是頭道邊。”進得頭道邊，但見一馬平川。中心地帶幾個足球場大的一塊地裏，山芋長得虎虎有生氣；蕎麥開著白花、粉紅花，莖股有小指粗。我在農村待了一段時間以後，知道當地大人小孩一律叫山芋為“酸圓”（不知道為什麼）。這東西旱澇保收，上可以救人命，下可以填羊肚，是貧瘠地方活人命、救牲口的好東西。蕎麥成了就有蕎麵吃，收工回來扒上幾碗酸湯蔥花蕎剁麵，真是賽神仙呀。頭道邊裏莊稼長得旺，是因為地是“夜潮地”，那是山區的“刮金板”，不可多得。
3
出得二道邊，頓有出塞之感。天地之間，仿佛寫著“荒涼”二字。原來偶然可見的老頭樹、驢糞蛋，見不著了，映入眼簾的是無邊的流沙。翻過沙壩，還是沙壩，抬頭望去，滿眼是沙的世界。走路滲出的汗水，因日落在即，讓涼風一吹，平添了透心涼。置身於這樣的環境裏，生命如同斷線的風箏，天知道它會飄向何方。未來未知，生命價值幾何？大概也就抵得上沙壩上爬來爬去的“黑牛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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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趕下去的人，大部分得以活下來，是因為大多數農村基層幹部、農民從內心同情這些拖兒帶女、無家可歸的老老少少，或借出房屋，或送米送柴，甚至給予種種方便和庇護。說是“死對頭”，實際上，許多人是多方麵的接濟者。如果“死對頭”的理論真正貫徹到底層，會有更多的人回不來，至少我回不來。被遷趕者事實上為農村所接納。農村基層幹部和農民所表現出來的人道主義精神是偉大的。我寫這點回憶性文字，就是想向世人昭示，善良的農民是有眼光的。他們按照自己的生活邏輯與這些人“和平共處”。正因為這樣，幾乎所有的當年被遷趕者，都可以講出農民如何援助他們的生動故事。我算是其中有寫作能力的人中的一個，如果今天不寫，覺得對不起這段曆史，有負於對“涸轍之鮒”者“相濡以沫”的人。這算是作此種寫作緣由的補充說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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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那位獨個兒趕著驢拉車往前走的年輕社員，後來與我熟悉了。他曾悄悄地對我說：那會子上頭說你是階級敵人，聽了頭皮起疙瘩，我不敢走到你跟前，怕你帶著殺人刀子呢。他的哥哥、後來我的好朋友、隨後又當了生產隊隊長的餘秉金，在我平反以後，到銀川我家做客。酒過三巡，他突然冒出一句：“老哥，當年我那小兄弟沒讓你坐驢拉車，你‘罷’（把ba，當地土語，不要的意思）往心裏去，他那會兒膽怯著呢。”我說：“這是啥時候的事了，他沒有用芨芨草趕我，讓我一個人逍逍遙遙走，我一直感激不盡。”
一個叫蘇步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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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著遷趕罪名，正在沙漠裏跋涉之際，忽見前麵幾股炊煙升起，原來在沙漠深處藏著一個小莊子。我在這個叫蘇步井的地方“監督勞動”，什麼農活都幹了（除了耬地），什麼事情都做了（除了不道德的事）。在萬般無奈的情勢下，被迫待了比八年抗戰還多一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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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原單位批鬥的大風大浪，經了風雨，見了世麵，已經知道“白衣蒼狗變浮雲，千古功名一聚塵”，明白此身本是百姓身。確實沒有再去爭什麼“功名”的雄心。但是，現在要我在這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小莊子沒有期限地生活下去，精神上很痛苦。我曾經接觸過繁華的大千世界，曾經生活在充滿同窗、同事的友誼和溫情的環境中，我還能回到那個世界去嗎？不知道，誰也不知道，可我又不死心。一下子將我打到這麼一個陌生的環境，我還沒有理出頭緒，還不知道怎麼辦好。如果這時有個人來說生不如死，告訴我死比活著好，我真的會去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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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升到兩房高的時候，天氣燥熱了，牛身子開始出汗，渾身濕濕的。這個時候，如果誰不卸夾（ge，架在牛脖子上的彎木）多半是因為起得晚，揭（耕）地畝數還沒完成。叫隊長看見了，他心疼牛，不心疼你，罵你沒商量：“你把你‘大’朝死裏使，你‘大’累死了，我看你咋種！”“你‘大’不會說話，就這麼欺負你‘大’！”牛就是“大”（爹），山民的命根子，你得愛惜你“大”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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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幾年，當地生態急驟惡化。大夥先掏幹沙蒿，幹沙蒿掏完就掏活沙蒿，後來嫌活沙蒿不好燒，就掏檸條，掏貓頭刺，掏酸刺，什麼好燒就掏什麼。就像推光頭那樣把草原推過去。我是眼睜睜地看著那裏生態一天不如一天。那時，上頭忙的大事是如何造成“天下大亂”，並企圖以“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想的是“世界革命”。至於自己眼皮底下的“家人”的燒頭和祖宗留下的這片土地的生態什麼的，排不到大事的日程上。後來，“*”結束，撥亂反正，治國方略走上正道，當地開始人工種沙蒿、檸條。費了好大的勁，成活了一些，但是，還不能說沙蒿、檸條完全恢複了。距離恢複成植物品種多樣，且搭配合理、分布自然、植被密集的真正的草原，還有較長的路要走。生態這東西，成於經年累月，毀於一朝一夕，恢複起來談何容易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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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龍抬頭”，西山雲纏腰，小莊子從過年中醒來。
春的標誌，對我來說，首先是井沿的冰層化開。濕漉漉的，吊一次水，濕一次鞋，但比起嚴冬滑溜溜的冰台安全多了。井繩不再像鋼繩那樣僵硬，吊水也省力了。你看，我變得多麼麻木，連瞎子都能感受到的春的氣息，在我的眼裏，竟是吊水的安全和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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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地也可以偷懶，就是在犁頭插進地裏的時候做手腳。插得深一些，篦得細一些，“揭”出來的地保墒、捉苗。插得淺一些，篦得粗一些，“揭”地的“效率”看起來高了，可是，地裏有“隔山棱”，不保墒，不捉苗。有的時候，揭地者累了，或是人情緒不好，或是牛不聽話，就“揭”這種“隔山犁”。隊長為對付這號事，有時掂著一把鍬到“揭”過的地裏，這裏挖挖，那裏戳戳。一旦發現深度不夠，或者有“隔山棱”，就罵道：“都把工分給我挫了去！”（挫，當地念chai，扣除的意思）他除了“挫工分”，確實沒有別的辦法來對付農民這種自哄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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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揭地的難處是沒人送飯。太陽一人高的時候，各家各戶送飯的老人、娃娃、婆姨提著飯罐，陸陸續續地來到地頭。大家坐在地頭，美美地吃起來。我沒有人送飯，自個兒想了一個辦法：頭天晚上把飯燜好（記得有的時候是草籽加黃米的“二米飯”），裝進我的鋼精飯盒，倒上一點水。事先向生產隊的赤腳醫生餘秉銀要一個空藥瓶，一點酒精，從自己的褥子網套裏撕點棉花出來，做成一個一個小棉球，浸在酒精裏。第二天人家吃送來的飯，我就拔幾棵幹沙蒿，取出一個酒精棉球，放在幹沙蒿底下，用“火曲”（即火柴）點著酒精棉球，讓酒精棉球點著幹沙蒿（荒灘裏風大，直接點沙蒿點不著），等幹沙蒿著得隻剩下火星了，我把飯盒埋進去，三五分鍾後打開飯盒，熱氣騰騰。隊上的人得知我這個“發明專利”後，有的誇我說“化學腦袋，一點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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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盼雨的故事、儀式，多將及時雨視為甘露，從“原始人”到“現代人”，視角如一。南宋詞人王炎說：“人間辛苦是三農。要得一犁水足，望年豐。”這也說明，有“水”才有“望”頭，自古已然。
邊外九年的農村生活，培育了我的盼雨情結。我知道，立秋前下雨是幹旱山區農民最迫切的願望。直到現在，我不能容忍人們罵立秋前的雨，因為那雨給幹旱山區農民下糧食，下清油，下青草，下衣服，下零花錢，下娃娃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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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長幾乎年年要傳達上頭指示，大意是，收割糧食要把茬子壓低，“在多收一斤草上鬧革命”。莊稼不好，隻好要求多收些草，用來喂牲口。把茬子壓低就意味著腰要彎得更低，後手要抬得更高，當然更費力。於是，我在不容易被別人發現的時候，偷偷地把腰直起來，少出點力，茬子也就高了，隊長要是看見，就說：像個電線杆子，算啥！半天空砍莊稼，有你這樣收的？我無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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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幹部看到農民對自留地具有很高的生產積極性，主張采取比較靈活的自留地政策（如把自留地擴大一些），以冀在大一點的範圍內更好地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多打點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結果被上綱上線，大批特批。發動這種“神聖的批判”能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嗎？否，“醉翁之意”本來“不在酒”，而在借“批判”之名，掄起棍子打人。從根本上說，農民對這種“批”沒有興趣，他們對“大田”仍舊能哄則哄，不能哄就敷衍，仍舊隻把濃濃的情和“繡花”的功下在自留地，而不管你把“三自一包”（其中一“自”就是自留地）批得死去活來，體無完膚，罪加一等……（邊外九年，我目睹和體驗一種奇特的“*”“兩極化”現象，即：一“極”是禦用“寫作班子”在媒體上把包括自留地在內的“三自一包”批臭，另一“極”是億萬農民仍舊默默地在被“批臭”的自留地裏精耕細作，在一再鼓吹應割掉的“資本主義”的“尾巴”裏揮灑更多的汗水。筆杆子們的悲哀乎？“左”的“理論”的悲哀乎？抑或是兼而有之的那個時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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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句唐詩說得很有意思：“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間萬事細如毛。”對毛烏素沙漠裏這批挖草者來說，日出後“細如毛”的“萬事”，實際隻是“一事”：抓住剛剛開始的一天，挖到又多又好的甘草。大夥兒沒等太陽“一丈高”，隻有半人高就為那“一事”而四散走開。我不敢一個人“放單飛”，怕回不來。經常是跟在別人後麵，“吃”點“剩飯”（挖些別人挖剩下的甘草秧子）。大夥兒知道我力氣、技術都不行，挖不多，走在一起不至搶挖他們發現的甘草秧子，所以，不躲我。我有時還和他們開玩笑，說“跟個好鬼，喝碗涼水”，在幹旱地帶，“涼水”是好東西啊。一般人可不行，你老跟在別人屁股後麵走，他就罵你：“跟屁蟲，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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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到靈武農場打短工。晚上，上百號短工擠在一個大倉庫裏。白天把被褥卷起來，晚上把被褥攤開打地鋪，一“床”挨一“床”，連插腳的地方都沒有。秋後的天氣已經有了寒意，被褥底下隻有一點稻草，後半夜凍得哼哼喚喚，還有咬牙、說夢話的。那個倉庫熄燈以後是個不安靜的世界，一直奏著這種“交響樂”。我常常失眠，生出許多悲觀的念頭：世界之大，沒有我二尺寬的安身之地？豬狗都有個能翻身的暖窩呢。今天想起來，覺得是書生牢騷，一來當時那麼多人都這麼睡著，他們什麼“錯誤”都沒有犯過，不也在忍受嗎。二來還有不少人那時恐怕連性命都不保，他們還是開國元勳、將軍、部長、文化名人、民主人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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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前的草原。地上的小草帶著歇息了一夜的銳氣，舒展著身子，似乎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在用力吸吮帶著潮氣的空氣。天上的白雲，腳下的褐土，似在互相輕聲訴說昨夜夢境裏的寧靜與和諧。草原日出的速度是很快的，剛見紅紅的弧線在地平線上拋動，不經意間，白晃晃的太陽就曬你的屁股了。草原的寧靜與和諧一下子被這個渾身散發著能量的家夥打破。人手一鍬的挖草者一身的力氣被催動起來，個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要不客氣地向草原索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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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兩位老漢一起種園子。我從小不吃杏子，所以，園子的杏子也不吃。兩位老漢以為我是因為有“身份”不敢吃杏子。有一天，我發現我的褥子底下有一把熟透的杏子，兩位老漢則坐在門口吧嗒地抽旱煙，裝作不知道。我咬了一口杏子，不想吃，又放下。他們回來睡下，我們都默默無語，悄悄睡過。第二天，餘老漢對我說：“種園子吃點杏子是官的，住衙門跟前還挨便宜板子呢。”我知道他們是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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